第二类问题主要围绕自动化与全球化。这些看似属于国家性问题，但也需要全球合作才能解决。我们需要新机构带领我们挺过这段混乱时期，但由于我们到目前为止始终没能成功认清和解决这些挑战，对国家性和全球性机构的信任都已经所剩无几。
等疫情终于被控制住之后，这个世界将在许多方面变得不同，如更多的居家办公、更少的旅行、更多对数字技术的依赖等等。而我的担心是，这些变化可能还不够大。我们仍有可能恢复到之前的工作方式、没能成功对机构进行重塑。我们也可能响应呼唤、解散机构，向更加集权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的是激进的渐进主义，以我们现有的机构为基础，但与此同时，又对它们展开逐步重塑，从而打造一张更坚固的安全网、更好地引导技术变化，为劳动者提供帮助，促进共同繁荣，重新构建更好的全球化，以及着手解决紧迫的全球性挑战。
比阿特丽丝•科伦米娜（Beatriz Colomina）：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历史教授
在疫情之后，怎样才能解决城市中的不平等问题？
人们在设想未来城市时（危机期间似乎人人都会这么做），想到的往往是有形的城市，包括城市的形状、材质、组织、街道、公园和建筑等等。但疫情使得无形的城市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暴露在外，不仅是高度社会化的微生物的“城市化”，还有不平等的城市化、隐身的劳动者、以及获得关怀和共鸣的程度不一致等等。
城市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疾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我们总是忘记这一点，每次都表现得好像是首次经历流行病一样。但城市的历史就是一部疾病史。城市会加快传染速度，但同时也是思想和人际关系的孵化器。我们也享受着城市提供的污染。未来的城市外观也许不会有太大变化，但内在节奏将会改变。就拿目前成百上千万人不得不执行的居家办公来说，这曾经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如今却已经成为了我们无法放弃的现实。这种向室内的转变并不是在逃离城市、或是逃离密集人群。新冠病毒并不是一股反城市化的力量，而是会激发新形式的城市集聚、新形式的交叉感染。关键不在于城市的形状，而是居民负担得起的住房、教育和医疗。
厄瓦什•安内加（Urvashi Aneja）：查塔姆智库副研究员
我们要如何保障劳动者福利与幸福感？
新冠危机凸显了临时工面临的风险，大多数平台都没能承担起保障劳动者健康、安全和经济的责任。这方面颁布的措施寥寥无几，且多半都优先保障消费者安全、而非劳动者福利。还有各种监控机制在不断采集人们的位置数据等信息。
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因为缺少强有力的劳动法、缺乏数据保护机制、以及监管能力低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失业水平都很高，导致劳动者别无他选，只能接受这些工作条件。
零散工也可能逐渐增多。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都导致了零工经济的增长。随着工作岗位数量减少，历史可能会重演。但从过去10年的经验来看，这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并不是件好事。劳动者会缺少收入保障和社会保障，采取集体抗议行动的机会也会变得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