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还必须加固和改革社会安全网，保证更具包容性、更公平公正的经济增长。例如，要保障基本的全民医疗；要给予劳动者新福利，如培训券等等，帮助他们向新职业转型；要让所有人获得上网的机会，目前还有许多家庭无力承担这笔费用；要让更多人获得育儿假、病假和家人病护假；要加强食品补助；要增加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金补助，从而更好地为教师、一线响应人员和医疗工作者提供支持。
最后，国家还需要制定增强未来经济竞争力、保障就业与产业的前瞻性战略，包括加大对劳动者、创新、早期研发的投资，还要改变移民政策，欢迎人才进入、而非将其拒之门外。
强大的中产阶级是美国成功的基石。但新兴技术正在使全球经济发生转型，政策制定者应当给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在疫情过后的世界，成功实现了这种转变的国家将最容易恢复和繁荣。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
哪些劳动者受到的冲击最大？
此次疫情会怎样加剧社会不平等呢？疫情当前，几乎所有体力劳动都用不着考虑了，比如社工、医疗工作者、清洁工、钟点工等等。有很多媒体报道称，人们即将彻底放飞自我，城市中心也会随之沦陷。而疫情的影响则会加速这些压力的发展。它将把白领阶级中“混日子的人”和管理人员分离开来。这一影响既恐怖又持久。工薪阶级面临的风险将是中产阶级体会不到的。
斯瓦提•贾努（Swati Janu）：牛津大学研究员、德里mHS城市实验室高级设计师
我们从印度身上可以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各国应对疫情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也有各种各样的网络为个人及群体提供支持。在印度，我们有针对基本物资供应的“公共分配机制”、为六岁以下儿童提供午餐的“整合儿童发展机制”等等，在困难时期为边缘化群体提供支持。
与此同时，这些网络之间的缺口也暴露了出来，于是有社会组织挺身而出、弥补了这些缺口，确保居民可以真正获得支持。此次疫情还暴露出了没有安全网可以依靠的群体，比如大量回村的农民工，不仅无法维持生计，甚至没有片瓦遮身。我们急需从宏观政策和政府层面思考，如何加强现有的支持网络、以及如何弥补这些缺口。
托马斯•康帕内拉（Thomas Campanella）：康奈尔大学建筑艺术与规划副教授
疫情造成的不平等在城市中是如何加剧的？
疾病往往会激化社会断层与分化，此次疫情也不例外。新冠肺炎在肥胖及相关疾病盛行的低收入有色群体中的死亡率尤其高。白领阶级的专业人士可以居家办公，而从事服务行业的人不得不奋斗在疫情一线。有钱人可以到度假胜地避居，城市里的低收入人群则只能蜗居在拥挤的公寓中，老老少少共居一室。
藏于口罩之后，相隔1米之遥，我们的确在失去与彼此的接触，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结性和参与性，而这恰恰是城市生活的精髓所在。相反，我们如今只能踏足社交媒体，让自己沉浸在一个悲伤的、城市的幻影之中。这也是一种社会分裂，我们只会去接触那些长相、行为和思维与自己相似的人。
伊泰•帕蒂（Itai Palti）：意识设计中心主任
在疫情过后，城市设计如何能够改善人们的精神健康？
要想了解疫情造成的精神健康影响，我们首先要将城市视作一种联系的媒介。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还包括我们每个人与不同场景下的自己的联系。从这一角度来看，疫情限制了我们扮演不同身份的能力，比如祖母、导师、朋友等等。
健康的人际互动有助于我们保留或发展不同的身份认知，对于社会幸福感、儿童发育、甚至减缓老年人认知能力衰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些互动中，城市也通过提供不同场景、丰富共享关系、固定记忆场地等方式，扮演了重要角色。
新冠疫情使得许多行业潜藏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在城市中也是如此。在疫情之前，社交隔绝、孤独感和缺乏社会凝聚力就已经是个大问题了，如今甚至更胜一筹。这些问题还将一直存在下去，因为人类普遍都有对人际联系和归属感的需求，疫情更是使这种需求变得更加凸显。
要想使疫情之后的城市变得健康一些，我们必须改变城市的优先级。如果我们依然将消费场所当做社交聚会的主要地点，社交联系就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从属物，我们也没能从封城中学到任何教训。相反，我们需要将城市重新打造成一个更好的、可以随时保持联系的媒介，这就意味着要重新设定公共场合的目的，以真诚、有意义、安全的人际互动为中心。
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董事长及CEO
不平等与经济会如何继续联系在一起？
若以美国经济过去40年来的经历为背景，最容易理解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随之造成的经济衰退。过去40年来，不平等持续加剧，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经济、劳动者和家庭更容易遭受经济冲击。
除了精神健康挑战之外，疫情还暴露出了我们的体制与机构面临的挑战，其中充满了不平等与种种问题。
此次疫情暴露出的问题对研究过经济不平等的人来说并不新鲜：这种广泛存在的脆弱性将持续威胁美国人民的健康与幸福感。最近一次经济研究显示，在收入、财富和企业之间存在的高度不平等会对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进程造成阻碍、破坏和干扰。
当前的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零重置的机会。政策制定者们应当将关注点放在减少经济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上。我们必须限制不平等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扼制，并设法避免集中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和社会力量。我们还必须确保，在此过程中，性别和结构性种族不平等之类长时间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也要得到解决。
现如今，我们应当齐心协力，携手打造一个增长强劲、稳定、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的经济，一个通过个人与家庭获得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来衡量成功程度的经济。
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在疫情之后的世界，机构如何才能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通过新冠疫情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国家机构和全球性机构均无力应对当前的种种挑战。我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其实并不是由新冠肺炎造成的，而是已经孕育了至少几十年时间。
这些问题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明显的全球性挑战，如阻止气候变化、避免核战争（以及控制全球流行病）等等。但我们并没有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全球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