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 记者 宋祖礼 汪鹏翀 贾天荣
“你看看吧，都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找我，我怎么回答人家？”
家住重庆的何永高，在经历了4年7个月的看守所生活后，用八个多月的时间仍未完全适应脱节的生活，却又收到了癌症患者家属托关系发来的问询。而与此同时，他仍在为自己的遭遇愤愤不平。
2018年8月31日，“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销售假药”案在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作为被告之一，何永高被判有期徒刑4年7个月（刑期已由羁押期折抵）。何永高不服该判决，要求上诉。如今，二审还未开庭，尚处“取保”状态的何永高始终解不开心中的疑问：
“你可以说我犯了法，但不能说我犯了罪，别人都改判了，为什么我在看守所那么久？”
“这个事你一旦插手就根本停不下来”
何永高所说的“改判”，是指自2018年7月起，伴随着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热映而爆发出的一系列“药神”案。
2015年1月，作为《我不是药神》中主人公“程勇”的原型，陆勇被“撤回起诉”。
2018年3月，重庆版“程勇”二审改判免予刑罚。
2018年3月，山东“聊城医生开假药”案，医生和转让药品者被警方认定不构成犯罪。
巧合的是，何永高所涉及的“假药”，与《我不是药神》电影中所涉及的相关药品，来源一致，皆是有药效而未经国家批准进口的“仿制药”。
何永高在接受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采访时回忆称，自己大学毕业后陆续做过一些进出口生意，后来回到重庆从事原料药的进出口。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收到癌症患者向其求药的信息。后来，他才得知，自己代理的部分原料药，就是生产“抗癌药”的重要成分。
在众多患者的委托下，何永高辗转打听到了“仿制药”的购买途径，并从2009年开始帮助患者从印度购买仿制抗癌药易瑞沙。
“用仿制药和正版药的成本我算过的，刚好十倍。当时的易瑞沙一个月大概就是一万六，从印度拿过来我给他们的，也就给他们一千六。”
成本大幅降低，而药效却几乎一样，伴随着购药渠道的“打通”，何永高俨然成了不少癌症患者的“救星”。
“每一个打听这个药的患者，基本上都经历了手术、化疗这些，家庭积蓄基本用得差不多了，他们承担不起正版药。”何永高介绍说，仿制药的“高利润”引发了国内不少黑心商人制作假药。
“他们那个药才是真正的假药——没有疗效的，但是患者家属很难辨别，本身就患了绝症，还花钱买了假药，他们真的很惨。”何永高说，帮助“代购”仿制药的经历，不仅让他练就了一双一眼辨假药的“眼力”，更让他成了患者心中的“专业人士”。
“不少患者都打电话给我要见我，向我问病情。我没办法，只能去找医生问，再查资料。”何永高称，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不少医生和专家，不少热心的医生也无偿为他答疑解惑。事实上，这其中也有不少医生，陆续介绍患者向他求药。
何永高坦言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挣了一点钱，但这个钱也只是够他“养家糊口”而已。他并非不知道“售卖假药”的法律风险，但直言“根本停不下来。”
2011年3月，因涉嫌销售假药，何永高在江西被宜春警方抓捕。同年8月3日，何永高被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
虽然案件最终未起诉，但是何永高也遭遇了一个多月的牢狱之灾，同时还被罚款15万元。他直言，经过此事，他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拒绝了很多病友的求助。
“我跟他们说了真的不能做了，我都被抓起来了，但是后来，我亲戚朋友也患病了。”
“他比我还冤”
某种程度上，江西检方不予起诉的决定，加强了何永高对代购仿制药“违法但不犯罪”的心理认知。与此同时，亲朋好友及患者家属的请求更让他无法置之不理：
“就算是我拒绝了很多陌生人，那亲戚朋友呢？你把他们全部都拒绝吗？甚至以前对我很好的一个大学老师也来找我。不少家属跟我说，小何啊，你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像在江西那样被抓走了，你被抓走了我们就麻烦了。”
就此，何永高又继续为患者家属做了近三年的仿制药“代购”，他也相继打通了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治疗肝癌的多吉美等仿制药的购置渠道。
其间，为了保证药品运输的便捷和安全，印度经销商找到了来自香港的林永祥，希望他帮忙中转，负责将印度仿制抗癌药从香港运到内地。
何永高说：“林永祥在香港开有医药公司，他有药品这方面的资质，可以方便地把药品从香港运到深圳。”
值得注意的是，林永祥曾向自己的辩护律师表示，根据他的相关资质，他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香港并不涉及违法。
然而，同样的事情，却造就了林永祥最大的罪状。在连云港中院2018年8月31日一审判决的十五名被告中，林永祥是第一被告人，最终被判六年三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
采访中，一提到林永祥，何永高就脱口而出：“他比我还冤。”
何永高告诉纵相新闻记者，在代购仿制药的过程中，林永祥只是印度经销商找来的“中转站”。如果说其他被告人或多或少还从仿制药的转卖中获取了利润，那么林永祥则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善意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