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天津这个没有新闻的城市出了一条大新闻。
在天津市静海区独流镇，媒体暗访发现这里聚集了四五十家造假窝点，他们假冒名牌，制造劣质调料，常年发往北京、上海、安徽等多个省区，每年产值以亿元计，从而被称为“北方调料造假中心”，长达十年竟然安然无恙。
巧合的是，今天，国家食药监总局正好就2016年食品安全抽检信息及2017年抽检计划举行发布会。
国家食药监总局副局长郭文奇在会上给了一组数据，2016年，食品总体抽检合格率为96.8%，与2015年持平，比2014年高2.1%。他特别提到，从2014至2016年的抽检情况看，调味品、饮料等9类的抽检合格率逐年升高。
我一度期待有记者会就天津独流制假问题提问或相关领导主动回应，但好像所有人都选择了沉默。
尽管这一事件足够令人震惊，但我发现社会反应似乎并未那么强烈。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应该说，老百姓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好听一点说是处变不惊，难听一点就是，见多了也就麻木了。
还记得当年苏丹红咸蛋事件时，舆论场中还群情激愤，再到后来人造鸡蛋时，很多人就泰然自若了。前两年，哪一种食品出现问题时，微信群里还经常有“以后千万别吃xx了”的警示，现在也没动静了。
因为，总不能饿死吧！
代之而起的是各种调侃的段子，譬如，早上起床，吃两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氨奶。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一份人造鸡蛋卤注胶牛肉，加一碗石蜡翻新陈米饭。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石膏豆腐，开瓶甲醇勾兑酒。晚上，钻进黑心棉被窝……
这可能有些夸张了，但这种情绪背后折射了社会公众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忧患和无奈。很多时候，它就像根植于人身体中的一个毒瘤，我们恨得牙痒痒，但就是拿它没办法。
从某种意义上，“繁荣”十年的天津独流造假事实是中国食品安全尤其是基层食品安全问题的缩影，它同时告诉我们铲除这个“毒瘤”是多么复杂与艰难。
如果从历史纵向观察，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是一直在进步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食品抽检合格率才刚突破80%，到本世纪初就超过了90%，目前已达到96.8%。
但犹如环境污染治理一样，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无论是政府的监管力度还是社会的道德水准、自律意识，都未跟上经济发展的水平，距离社会的期待亦有差距。
细究起来，其实都是老问题，譬如，执法力量的不足、专业性不够、部门机构重叠等不一而足。
有对比才会发现差距，以大陆地区和香港特区的样品抽检为例，2016年，我们抽检的食品样品为25.7万批次。香港是多少呢？我只查到2014年的数据，当年,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共在市场买样抽检了6.5 万批食品样本。以大陆地区人口和香港人口计算对比，可以发现这背后的巨大落差。
我们难道不能多抽检一些样品，提高食品风险评估的水平吗？答案是，很难！因为这需要充足并且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以及庞大的物力、财力支撑。仍以香港为例，负责香港食品安全的食物环境卫生署编制超过11000 人，是香港特区仅次于警察部门的第二大行政部门。而广东全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核定在编人员刚超过12000名。这就是硬实力配置上的差距！
又如执法专业性问题，我们长期以来多是采用“行政执法”与“专业检验”相分离的格局，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履行日常监管职责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抽样检验,专业性的检验、检测往往由食品检验机构承担，而这些检验机构隶属不同、检验领域和检验能力参差不齐，这导致了食品安全监管执法机构自身的检验能力薄弱、专业性不强的隐患。而且，行政级别越低，这一问题就越严重，棘手的是，食品问题多爆发于基层。
还有，在食品监管领域，权力集中与统一是普遍的趋势，之前我国经过机构合并、调整等方式，逐步转型，包括成立新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但食品检测机构重复设置，权力分散的问题犹在。卫生、质监、食品药品监管、农业等部门分别设有检测机构，不仅导致重复投入、资源浪费，而且检测信息和资源分割，检验信息不能共享，检测结果相互不能互认。
我们发现，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不是朝夕之功，都要啃硬骨头。因此，从治标上考虑，可以发动媒体、民众等力量，为食品监管提供情报线索，把每一次食品安全危机当作解决问题的良机。治本上，则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加快部门机构改革转型的步伐，把短板一个个补上，积蓄力量最终将毒瘤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