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公安局25日宣布，长沙市决定从财政拿出1000万元资金，奖励公众举报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单次奖金最高可达3万元。长沙市规定，对食品安全行政违法案件的举报奖励，按罚没收入的3%确定，最高不超过1万元；举报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奖励1万元至3万元。对积极举报的群众，公安机关不仅要兑现奖励，还将给予妥善保护。(《京华时报》10月27日)
拿出1000万财政资金来奖励关于食品安全的举报，是一个不小的手笔。因此就引起了一些质疑之声：奖励举报无可厚非，千万巨奖是不是太多？或，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是执法责任，凭什么要让公共为之埋单？此类质疑并非无理。
只是换个角度看，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一千万的悬赏奖金其实真的太少。假如每一个食品安全举报者都向有关部门索要奖金，恐怕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是继续增补奖金还是撤销奖金？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里：举报食品安全问题，主要还是应该依靠公民精神和社会责任的履行。悬赏千万巨资鼓励社会举报，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
在当下，“奖励举报”已经成为一种渐成风气的管理行为。在一些地方，公安机关推行“有奖抓贼”规定，电话举报线索多少钱、直接扭送犯罪嫌疑人到派出所又是多少钱，明码标价公开兑现。之所以施行“有奖抓贼”，各地警方的“理由”多大同小异：推进警民联防，弥补警力不足，推动见义勇为，保障公共安全。而接下来的事实也证明，警方“抓贼奖”还是很有效力的，群众抓贼的热情高涨，治安状况大大改善。由此可见，“黑心食品举报奖”的效果也是可以预期的。
鼓励公民的举报热情并予以奖励，理论上说有利于调动社会公众力量，提高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现率，使违法者尽可能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但是，必须要厘清的是，协助警方“抓贼”也好，举报黑心食品也罢，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公民责任，是道德品质也是公民精神。而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奖金辐射出来的举报效果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公益热情。不敢说举报人都是为了奖金而举报，可冲奖金来的肯定不在少数。这样一来，一旦有关部门取消了举报奖，举报的热情便很容易烟消云散归于平静。
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公共安全保障需要全社会参与，把公共安全的保障责任全部系于政府职能部门，在目前来说是不现实的。但警民联手共防犯罪的社会大环境，应该依托在公民责任和公民精神的成长之上——对于公民责任履行的物质奖励应该适度，过重的奖金反过来戕害着公民精神的养成。(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