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心牙签肉到底有多脏？狗都不吃怎能给人吃[图]

　　五香牙签肉有多脏?

　　现场弥漫着一股臭味，几次差点吐出来

　　3月31日下午6点多，记者刚进村子，就闻到一股浓浓的油炸香味。闻香而去，在村中央一栋民房里找到了这家黑作坊，大门朝南。

　　金水路派出所治安一中队六七名身着便装的民警正在现场查处。2楼上，一男子被戴上了手铐。

　　院子有百余平方米大，两层楼。一进屋闻到一股臭味，地上放着10多个大盆，里面盛满了各色各样的肉，地面上也掉落有肉块。

　　民警打开靠墙角的一个冷库，里边放着颜色发黑的肉块，血污流淌，虽然冰冻，但还是能闻到一股臭味，现场的人几次差点呕吐。房屋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油污，东侧堆放着数百公斤已经串好的肉串，这就是平时卖的牙签肉。

　　掉在地上的肉串，连狗都不吃

　　“这么脏的东西，你们自己吃吗?”一名民警现场询问窝点里的一老太太。这名老太太没吭声，白了民警一眼。一名村民告诉我，平时这户人家大门紧闭，但烟囱又在冒烟，不清楚在加工什么，只是老远就能闻到油炸味。

　　还有村民说，晚上回家，经常见有人骑车或开面包车给这家送东西，有时半夜三更也能碰到，一猜就不是做正经生意的。

　　采访期间，院子里出来的一条狗闻了闻掉在地上的肉串，没有吃，晃悠悠地走开了。

　　就在民警准备带人离开现场时，从外面进来一名打扮时尚的中年妇女。她追着问民警：“你们是哪家派出所的?”民警不予理会，她跑到门外记下了车牌号，然后给别人打电话。

　　一名工人说，厂方对外称是从北环长兴路口水产大世界购买的原材料，实际上买的是别人偷偷送来的病死的猪肉、鸡肉。

　　5人被刑拘，均为外地人

　　因现场原材料、半成品等太多，一时又找不着车，民警将人和样品先行带回。

　　当晚9点，民警再次来到这家窝点，发现几名工人正在转移货物，当即抓了现行。连同前期被抓的老板和工人，共5人归案。

　　经审问，这个窝点老板夫妻俩叫孟庆瑞(音)、李春梅(音)，均为山东菏泽市单县单城镇人。去年6月来到新庄村，租下了一楼加工牙签肉，当时规模不大，只聘请了1名工人。随业务量增大，孟庆瑞又从山东老家带来两名工人。

　　工人称，一吨肉加上淀粉、色素、木薯粉和添加剂等，能加工出两吨成品。工人还说，这个加工点每天能加工300多斤牙签肉成品，售价每斤5到6元，销售额1600多元，主要销往开封、中牟、新郑以及郑州东区的一些娱乐场所。工人每月工资2000多元，额外还有奖金。

　　目前，归案的5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正在追查原料来源以及成品销售去处。

　　包装箱假冒外地牌子，电话是空号

　　别看制作地点简陋、肮脏，包装箱看起来却很漂亮。屋角一处堆放大葱的地方，放着一些包装箱。

　　包装盒主体印有一张大图片，蓝天白云下，一群白羊正在吃草。盒子上方打有“绿色食品，吃出健康”的字样，以及一个“QS”生产许可认证。中间标注“五香牙签肉”，品牌是“孟六”熟食，下面是生产厂家内蒙古锡林郭勒熟食加工厂。旁边还标明贮藏温度以及电话0479—4688022。

　　记者拨打这个电话，提示是空号。百度搜索“内蒙古锡林郭勒熟食加工厂”和“孟六熟食”，均未找到相关信息。(郑州晚报 记者冉小平/文周甬/图)

　　事件解析：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 “小作坊”该如何管理?

　　在2007年发布的《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中,10人以下、从事传统食品生产加工的主体被定义为“小作坊”。在中国整个食品生产加工行业,小作坊的比重超过了70%,它们的分散性、流动性、隐蔽性提高了监管难度。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后,一项相关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有2亿多农户从事分散的农业生产,人们所食用奶制品的原料很多来自“散养”的奶牛。而“散养”“作坊”带来的监管漏洞正是“三聚氰胺”奶制品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深圳市连锁经营协会、零售商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于建表示,食品安全问题的一大症结在于政府部门的监管是否落到了实处,“人们不能指望每家食品店都能自觉遵守安全标准和卫生规范,政府部门必须严格管理、频繁查验、切实督查,将生产的每个环节都控制到位”。　　熟悉商场和零售店运作模式的于建认为,不论是上海的“染色馒头”还是其他食品安全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食品生产企业的“门槛”还没有建立好,一些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进入市场后自然问题频发。

　　与具备完善品质管理和控制体系的现代化大型食品加工企业相比,生产条件简陋、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产品质量不稳定,是小作坊存在的突出问题。上海被曝光的“染色”馒头加工点,混杂在多家机械制造厂、服装厂之中,粉尘、污水随处可见。一位附近工厂的员工对记者说,他刚来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生产直接入口的食品。

　　尽管水平低下,但监管者们在执法实践中发现,小作坊的“生命力”通常都很强。中国存在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等,使得产业水平和消费层次呈现明显的多样性。小作坊大多从事传统食品的生产加工,技术要求本身就不高,其产品相对低廉的价格,确实能够迎合相当一部分消费群体的需求。

　　“但低成本,恰恰也是小作坊的风险所在。”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生产监管处处长忻元庆坦言,生产管理水平不够,再加上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一些小作坊会想方设法压低成本,甚至不惜使用违法手段。“以上海为例,食品生产相关的企业有三、四千家,我们的监管队伍只有300多人,如果企业昧着良心、刻意规避而去做一些违法的事,及时发现确实有难度。”

　　此外,即便是被查处了,小作坊的低门槛也能让经营者很容易另起炉灶,其违法成本远远低于监管成本。

　　方有宗认为,食品加工产业和市场需求的现实状况,都决定了小作坊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被彻底取消,或者被完全取代。为了避免监管真空,《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小作坊的管理授权地方人大来立法解决。

　　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运时表示,上海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对小作坊、小摊贩进行合理疏导,划定特定区域让他们经营,同时加强监管。　　正在审议中的《上海市实施〈食品安全法〉规定(草案)》,设置了这样的条款内容:鼓励小作坊改进生产条件,进入食品加工园区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活动。而后者由各级政府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进行建设或改造。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后,由于牛奶加工企业对鲜奶的质量要求提高,迫使生产条件较差的散户退出,养牛业开始从一家一户的作坊生产向科技含量高的公司化生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