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育权是一项属于女性的权利，男性只能通过协商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是被中国司法解释确定的。但是，父系家庭结构中，女性很难独立决定生与不生。
作者：李思磐（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新媒体女性网络负责人）
在中国宣布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10月29日晚，漫画家邝飙的一副漫画在社交媒体刷屏。这幅漫画其实来自当晚网上流行的一个简短的段子：“党指挥枪”。
生育政策其实与男性身体的直接关联甚少，王向贤的研究表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占据绝育手段四分之一的男性结扎，在九十年代之后减少到几乎可忽略。强制性的计生手段，主要是针对女性的上环和结扎。正如过去二十几年各种关于强制和暴力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报道中描述的，计划生育的暴力化，与妇女们备受磨难的子宫以及附件有关。
为什么“枪”的寓言如此流行，恐怕是因为在中国，生育仍然是一种关于男根的话题：延续男性的血统，并且——如我参与一个微群里计生政策讨论时有人说的：“没有男性后代，就貌似谈不上基因存续，养老也成问题。”这就是中国的反计生派们认为“可以理解”的“现状”。
互联网上的弹冠相庆很显然是男性中心的，与“党指挥枪”同时出现的是另一个让女性反感的段子：“开放二胎已经来不及了，更紧迫的是要开放二房。”
【对提升生育率影响甚微】
在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计划生育对市民阶层的执行不是那么暴虐，主要利用人事与财务的捆绑，有种种尴尬可笑之处。譬如，我工作的报社，未生育的女员工要签一份“生育合同”以保证没有计划之外的怀孕，甲方是报社的法人代表，一位男性发行人，乙方是女员工。我们每年都要交一份计划生育表格给报社人事部门，包括汇报如何避孕。我家人的单位，则要求我每年提交B超检查报告证明未怀孕，唯有每个人都这样做，才能保证所有人年终与计划生育挂钩的奖金不被取消。
在城市，开放二胎政策解放的可能恰好是我这样的人：夫妇双方或其中一方的职业是国家雇用的性质，一个家庭超生会影响领导的考绩，让整个单位上万人利益受损；最终，也会让自己失去工作，就像前一阵子华南理工大学的副教授在美国生育二胎而被辞退的案件。这些人可能跟我一样，没有太强的生育愿望，但也不希望意外怀孕只有堕胎一途。
在不符合之前的二胎政策的人中，非常想生的都已经生了。超生罚款的存在，帮助中产阶级充分软化了这项政策。譬如，我孩子班上同学的母亲，有两位商人家庭的主妇已经生育五六胎；我不少朋友都已经去香港地区和美国生育了第二个孩子；我至少认识三四对夫妻离婚，然后用跟别人假结婚的方式生育了第二个孩子；还有人躲回老家生的。前两种多是在私企工作或自雇工作的人，后两者则较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在企业家中有很多热心抵制计划生育的人，有的企业家会给予奖金鼓励自己的员工超生。
2009年我在陕南的安康学院跟一群1990年左右出生的女孩聊天，我发现，她们家里都有超过三个兄弟姐妹。这一类地区学院的学生，多为工农阶级子弟；农村地区大多都是实施“一胎半”政策，因此有女孩的家庭一定都会有两个孩子。但是，往往生育不会在第二个结束。安康就是2012年孕妇冯建梅被实施强制引产的地方，暴虐的计生手段，并没有扑灭民间强烈的生育冲动。
所以开放二胎会释放多少生育需求？答案不言自明。
【暴力是否终止？单身能否生育？】
宣布全面开放二胎的会议公报，是在国家发展的脉络下改变人口政策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是的，并未提及终结对妇女的国家暴力，仍然是将“夫妇”确定为生育的主体，目标是更合理的人口结构。
生育二胎只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然而，以往在“一票否决”的压力之下，暴力执法往往溢出相关政策和法律文本的框架，而侵害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人身安全、教育权和就业权等。仅仅是政策的放宽，是否会带来相关手续和流程的简化优化，终结暴力执法，仍需要观察。譬如，政策倡导性质的上环为主的避孕手段，最后变成了强制上环，并且把上环跟就业、孩子上户口和入学捆绑，在妇女生育二胎之后，类似的做法还会存在吗？生育和婴儿上户籍，是否还需要往返办理繁杂的证件？
我认识一位女工，阿琴，姑且这么称呼她吧。两年前，女工服务组织的朋友询问我能不能帮到她。阿琴三十多岁了，离异，孩子随父亲生活。她在广州边上的卫星城工作，有一个比自己年轻很多的男友。当阿琴怀孕，她却恐慌地发现男友失踪了；费尽辛苦找到，男友原来已经在老家与别人结婚。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最后的怀孕机会，阿琴希望把孩子生下来，哪怕独自抚养。她去了基层妇联进行法律咨询，希望了解可以为孩子从男方那里主张什么权益，可是却发现妇联干部对她未婚怀孕这一事实更为关注。听到老家已经有计生干部上门调查，她匆忙逃离务工地，另外租房子隐居起来。这一下，她无法去工厂工作，只能把计件工作带回家，为生孩子攒一些微薄的积蓄。她的问题由向孩子的生父追讨抚养费，变成了——如何安全地把孩子生下来。
在草木皆兵的计划生育制度之下，作为单身生育的母亲，阿琴不得不遭受这样的颠沛流离之苦。幸好我们帮她联系到安全的去处，提供了保护和资助让她平安生下了孩子。而这次放开二胎政策，对于类似阿琴这样单身生育的母亲似乎并无任何利好消息，生育的主体仍然是“夫妇”。
计划生育产生了一代城镇独生女孩，她们得以独占家庭的教育养育资源，以至于中国接受大学教育的30岁以下女性超过男性。当女孩告别自己相对占据优势的教育领域，与越来越严重的职场性别歧视，和家庭婚姻中的男主女从狭路相逢，当代的性别矛盾在私人领域，变得更加尖锐了。
在这个背景下，要孩子，却不要与男人捆绑在一个权利责任不对等的家庭秩序中，是一部分职业女性的想法，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较好经济地位的女性尤其如此，但即便是如阿琴这样的女工，也有这个需求。另外，女同性恋也需要单身生育政策。但是，国家仍然没有在制度层面，给这些人的生育权一个出口。
【当国家暴力疏解，家庭的宰制加强】
尽管只有女人能够生育，对于很多人来说，生育与男根的联系不言自明——生育就是为了生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