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社会和耻感文化
无耻祸国
空谈误国，无耻祸国。
耻感是好东西。礼义廉耻，子曰：知耻近乎勇。
但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就有人为了眼前方便和现实名利，行无耻之事。
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四种情况，太多人选择损人利己，就会把社会变成损人损己的互害型社会。
你作弊、拼爹、买粉丝貌似侥幸过关，但躲不过病肉、毒姜、地沟油；你插队、欺诈、秀下限貌似无事，但你躲不过贪污、腐败、不作为。若个体精于闪躲迎合，集体将成为人渣，“他人即地狱”。
这一定不是我们要的结果。中国经济在上行，若没有底线伦理，弱肉强食的原始社会丛林法则会使每个人都成为牺牲品；举国在做中国梦，若没有耻感及知耻的勇气，梦会遗失、破碎。
在西方罪感文化、东方耻感文化的论调中，我们的确看到了羞耻心和耻感观在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社会的强势存在。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社交文明到政治文明，法律只能保证社会的秩序和行为结果，只有道德才能佑护整个社会的世道人心。而耻感，可算是道德的最后一件衣裳。
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信，儒家的这一套，我们曾经很在乎。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之际，有过三次针对耻感的文化运动，重建人伦尺度。今天，经济伦理和成功学标准当道，在部分中国人那里，几乎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底线伦理都要丧失了。
人人都想活得好，但只有从物质到精神，从社交到政治，各个领域都真正地知耻、觉耻、以耻为耻、归正雪耻，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对他人的尊重，谨守自己的羞耻心与良知，才有可能走出“互害型社会”的死循环。
否则，无耻者获得的只是锁链，他们失去的将是整个世界。
头上有星空，内心有道德律
耻感：道德的最后一件衣裳
道德既不需要“紧身衣”，也不能“裸奔”。但若失去羞耻之心，离裸奔也不远了。无耻者可能不自知，好在一旦知耻，便会“后勇”。这也是我们对这个社会抱有信心的缘故。
文/胡赳赳
人们常将“温水煮青蛙”的故事，用来对时局和政体进行讽喻，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青蛙不是被温度越来越高的水煮死的，被煮死之前，已经被溶解在水里的各种物质毒死了。
App应用里，有两个软件下载率很高，一个是“PM2.5监测”，一个是“中国求生手册”。前者跟国际接轨了，日本人当PM2.5接近100时，当地政府就会赶紧种树，而中国的数值则经常不准，即便超过200，有时还显示空气质量良好；后者则是中国民间的智慧，所谓求生手册，就是不想被温水里的物质毒死，网友自发每日更新、搜罗各地公开新闻报道，警示哪些东西可以碰，哪些碰了是灾难，包括吃穿住行等等。
如5月2日的求生手册，标题就有“我国瓶装水标准不及自来水”、“凤凰古城昨夜经历塌桥惊魂”、“贝因美被查出婴幼辅食汞超标”、“奈米科泉桶装水存致癌风险”、“医院急救药瓶含玻璃渣”、“1.5亿元卫生巾制假窝点被端”、“一碗牛血汤，吸尽几十年甲醛”等等。
当我们成天“浸泡”在这样的消息里时，已经见怪不怪了。1998年，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何怀宏出版了他的新书《底线伦理》，所举的事例无外乎开发商把绿地盖成了房子、公交车售票员2元车票收3元、旅游景点坑客等等。现在看来，上个世纪的人尚有羞耻，略有良知，懂得礼义廉耻，至少撒谎会脸红，做错事会觉得内疚。但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一过，似乎社会基因发生了突变，底线伦理早已经崩盘，不适用了。何怀宏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基本的底线伦理。”而刚刚在微信圈里传得很吓人的一个事情是：一户卖草莓的人不让自己女儿吃自家产的草莓，但女儿在后园偷吃了好几年，结果长得很胖，并生了绝症，因为为保鲜草莓上喷有剧毒。——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丢失了自己做人的羞耻之心？
夜深人静时，那个“我”便出来了，有羞耻心，有正义感，有五伦七义。
“社会上的怨气，转化为一层又一层的暴戾之气，这种暴戾之气便是杀伐的源头。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每个人又在加害他人。不仅加害，而且有理由、有预谋、理直气壮、坦然地加害。似乎受害者天生就有报复的权利。于是，在这种境况下，羞耻心被愤怒心取代了，伤天害理也变得理所当然。”在谈到这个话题时，一位媒体人士这样理解。
也有人说，如果一味向外求，对物质、利益和名声过分迷恋时，忘了自己做人的本分，自然便会丧失掉“耻感”。“耻感的丧失也是文明消失的一种方式，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可以说是一种返祖现象。”
人生存下来是第一要义，原始社会可以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但几千年过去了，如果人仍然处于很高的激素状态、自卫状态以及极低的道德状态、无耻状态，那么不过是印证了学者余世存的一句话：“我们离做人还很远，我们处在人类的前夜，只不过是类人孩而已。”他悲悯地看到华族在儒家传统与西方物欲侵袭下的两难选择。
一位白领笑称自己是从“小资”堕落到“屌丝”，他反思道：“个人往往受时代、环境、现状的裹挟，这种裹挟的蛮力是很可怕的，别人都不知羞耻、丧失底线，你一开始不好意思，但慢慢竟习以为常，一层层地剥落，直到终于裸奔。”他感叹说：“要么你就出局了，不在这个局里玩，或许可以洁身自好。”
这种“时代的蛮力”就像一列停不下的高铁。你不上车，就被淘汰，更多人还在往车上挤。响着的汽笛名字叫做“GDP”，它还有很多外号，如：发展意味着一切、改变命运、让父母生活得更好、实现理想、成功人士等等。
中国GDP攀至第二、奢侈品消费攀至第二，可谓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在分水岭那头，人尚有人格，国尚有国格，过了这个分水岭，人格可以交换、贪腐者在落网前受人羡慕和尊敬，贫穷而听着风声遭人嘲笑。上世纪80年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尊重，领导像领导、下属像下属，无论搞学术、做科研还是谈买卖，都透着一个彼此尊重、温良恭谦让的劲儿，领导不会侵犯下属做人的底线，下属以人格尊严获得做人自信。而现在叫什么，“舔菊”，代替了“无耻正在流行”的说法。无耻者越多，知耻者越少，这也是社会学上的“破窗效应”，用经济学家的话叫“劣币驱逐良币”。
上世纪90年代，尚流行“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说。究其实，他们本应该是特别心平气和的同一类人，只有分工的不同。但你要说“分工的不同”，便会被人耻笑，像是宣传口号，没人信以为真。
西方文化多重“罪感”，东方文化多重“耻感”。故西方人意识中多有原罪，因此法律大盛；东方人意识中有“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故常以教化约之。
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不同，导致东西方走了两条不同的路，东方人重心性，西方人重现世。东方人重人情世故，西方人重律理规条。东方人圆融、忍辱、变通，西方人严谨、事功、呆板。
很好笑的是，即便在东方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中，中国人也不像新加坡和日韩那样“克己复礼”、“尊师重道”了，他们是另一类人。耻感文化在中国人那里，几乎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