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不仅中医在国家医疗保险体系中与西医处于同等的地位，韩国还有着完备的中医医疗教育体系。不过，1986年4月，韩国国会通过《医疗改正案》，将中医改为韩医。与日本的汉方一样，韩国“中医”变化的不仅是名称，而是打上了深刻的本国烙印。日本许多汉方药企业都设有汉方研究机构，利用现代科技研究中医基础理论。韩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大力发掘中药古方，以西医标准阐释药剂的功效，提升“韩药”现代化水平。数据显示，在天然药物领域，日韩及欧洲占国际市场的90%，中药占比不足10%。也就是说，与中医同宗同源的汉方、韩医，正以中医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医疗领域。
在欧美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中医无论在医疗实践还是医学教育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依然面临地位边缘、制度壁垒等问题。
在欧美市场，中药目前只能作为保健食品销售，中医在称谓上属于“医疗从业者”(practitioner)，而非正式的“医生”(doctor)。欧美国家都有高校开设中医课程，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中医教育。
德国一家中医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德国有5万名医生用中医诊断病人，每年有约200万德国人看中医。但除了针灸能部分报销，中医治疗作为整体被排除在德国医疗保险体系之外。事实上截至目前，除了瑞士，欧美西方国家均没有把中医纳入国家医疗保险体系。
今年3月，有网民在网上晒出加拿大歌手贾斯汀·比伯接受拔罐治疗的照片。(美国《侨报》摘自网络图片)
西方开始推崇自然疗法 中医迎新机遇
与隋唐、两宋时期中医作为整体对外传播不一样，如今中医作为医疗手段在海外的存在，扛起大梁的仅仅是针灸。
在很多西方人眼里，针灸几乎是中医的代名词。在国际上，中医通行的表述是“传统中国医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这似乎无形中给中医贴上了与现代科学“对立”的标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医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被视为主流医学对中医的认可也显得不那么有底气。因为她所使用的化学合成手段完全是现代科学，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某种程度上说，中医理论作为“文化他者”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每年10月7日到13日，是美国的“自然疗法周”。2013年参议院高票通过这一法案时，对推广自然疗法给出了这些理由：可以缓解医疗资源的不足、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卫生保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医疗选择。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下属的“以色列狄肯尼斯医学中心”网站首页，有这样一行大字：我们决不能忘记，在成为病人之前，你首先是一个人。这个研究“安慰剂效应”的中心，专注被西方科学忽略的“医疗仪式、治疗环境、患者与医生的联系”等因素对治疗的作用。由此不难看出，这些与中医的一些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2010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出席一家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2013年9月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提议成员国在传统医学方面开展合作。中国目前与他国签署了80多个中医药合作协议，其中多数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2013年中药类商品出口总额30亿美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份额达20.8亿美元。
中医走向海外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世纪责任。回望历史，立足现实，或许都可以感受到，中医走向海外的漫漫前路上正在闪现希望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