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八大胡同的妓女。
1949年11月21日晚，北京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所有的妓院，并对妓女进行集中收容改造，这种断然禁娼的方式，被称为“北京方式”。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高度肯定了这项成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3000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想着逃跑
查封妓院的当晚，北京各处的妓女们被送到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来。教养院工作人员的年龄普遍偏小，都在20岁上下。二所所长裴棣25岁，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调来，后来成为著名女作家的柯岩20岁，大学刚毕业的孟睿才18岁。
好不容易把妓女们分到各个所，分了屋子，安排妥当，工作人员们就在被搬空的妓院床铺上开始工作。床铺潮湿阴冷，又是性病传染点，她们在床上洒了厚厚一层“六六六粉”，呛得直打喷嚏。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裴棣就听见从一个屋子传出哭声，紧接着，“哇--”，全所一百多妓女全部开始号啕大哭。
一早赶到教养院来报到的柯岩，也见识到了同样的场景：扑面而来的是一片哭天抢地的号叫，一个个花红柳绿，又披头散发、捶胸顿足。
事情报告到指挥部，等张洁■（时任北京市妇联联络部副部长）赶到，眼前已是一片乱象：又哭又闹的，上房逃跑的，寻死上吊的，往外冲的，还有凿墙洞的，无所不有。
“之前妓院的领家、老板造谣说，共产党要把她们送到东北去配煤黑子，共产党要共产共妻，一个人配十个伤兵等等，所以她们很害怕，不知道把她们集中起来干什么，”张洁■说，“当时每个所里有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是为了保护她们，以免从前的地痞流氓再来骚扰她们，但她们以为是来看押她们的，所以第一天反抗情绪特别激烈。”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裴棣负责的二所又出了状况。就在工作人员去打饭时，一名妓女突然对着站岗的战士敞开上衣，战士当即背过身去。半裸的妓女喊：姐妹们快跑，解放军不敢向我们开枪！裴棣和教管员们见势不好，拔腿往大门口冲，站岗的战士也回过神来，但仍挡不住妓女们疯狂的外涌。
裴棣情急之中大喊：你们就是跑出去，也会给送回来！散居在外面的暗娼，今天也要被送回来，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呢？
改造思想
为了改造她们的思想，教养院组织妓女们看曹禺的话剧《日出》。
在灰白的大街上，1000多名妓女们穿着妖艳的旗袍，扭着腰排着队，一路上遇见老相好的，还飞眼。教管员们看见了，生气道：严肃点！她们就嗲声嗲气地哼一声：哟！
但是在幽暗的剧院里，许多妓女都哭了。故事里有她们的生活。
观剧之后，教养院组织小组讨论，妓女们开始抹着眼泪主动诉说自己的身世。
最难改造的是“头等妓女”和“二等妓女”，她们人数多，风华正茂，有点文化，学过吹拉弹唱，接待的都是达官贵人、资本家、美国军官之类的中上层人物，收入颇丰。对她们来说，仿佛无苦可诉。
据作家柯岩回忆，教管员们从三四等老病妓女中请了一些人来和她们谈心。
老妇们先对她们发出赞叹：姑娘你好漂亮！接着顾影自怜一番：谁没有过花一样的年纪呢？然后说：不错，姑娘们现在是有模有样，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你们能年轻多久？“你知道八大胡同当年有个喜连红吗？--那就是我。”
原来这些老妇都是当年在八大胡同红极一时的名妓。她们回忆起当红时的风光和得病之后沦为四等妓女的惨痛，号啕大哭。
教管员们还带这些头等妓女和二等妓女去参观三、四等妓女住的“白房子”“老妈堂”“烂土坑”。
“我们所里有六个头等妓女，都是苏州的，后来自己组织起来烧水，打扫卫生，安排值班表。我们就很省心了。”裴棣说。
不久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烟花女儿翻身记》，由妓女们自己演自己的生活。有一次拍两个妓女夜里搬梯子想跳墙逃走的情景，拍了好几条都不行。休息时她们说：演逃跑，抗拒政府，太丢人了。
据葛翠琳的文章回忆，有一天，妓女们住的屋子突然塌了一面墙，这才发现，原来墙里面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小门，直通外面的胡同。但是没有人逃跑。
重返社会
半年后，改造工作基本结束，妓女们可以由家人领回家，可以出去结婚,也可由政府安排工作。
“家里来接的，一定要有当地政府的介绍信。结婚的对象一定要有正当职业，不是无业游民。而且保证生活，不能再做暗娼。”张洁■说。“到1950年6月底，有596人与工人、农民、摊贩结婚，379人被亲属领回家，有62人被吸收进剧团和医院，最后剩下209人，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纺织机器，办了一个新生棉织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