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前，一位长辈在省内最著名的中医院里做了一次常规体检，胃部查出一块核桃大小的溃疡。
老人家年近七十，身强力壮，有五十年的太极功底，平日里极少生病,对胃部的这块溃疡更是无知无觉。可是因为医生说这块溃疡随时都有“癌变的可能”，相当于身上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所以就以最快的速度转院并做了手术。
当我在医院见到他的时候，老人家面色灰黑，精气神衰败了一大截。听说为了“不留后患”，已摘除了整个胃袋。
“那么以后怎么吃饭呢？”
“只能吃软烂的流食了，食物从食道直接进入十二指肠里来消化。”
老人家流利地说着解剖学术语，信心满满地对访客转述医生的论断，并为及时解除了那颗“定时炸弹”而如释重负。只是因为我追根究底的发问，才稍有微词：“现在的医生都怕麻烦……”他似乎也觉得，就算是要做手术，也应该只切除那块溃疡而保留大部分的胃袋才对……
唉，此情此景，是何其熟悉！
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骁将梁启超，也是这样以生命来拥护代表了“先进文化”和“科学精神”的西方医学的。
梁先生患了“肾病”，他听取西医诊断毅然摘肾，不幸的是，还给摘错了——病在左肾，却被摘除了右侧,之后又被西医拔掉七颗牙——这起在今天也会上社会新闻版头条并要求索赔的医疗事故，在当年就引发了关于中西医的论战。可是，为了不败坏社会大众对西医所代表的科学精神的信心，当事人梁启超特意撰文，对外宣称手术之后，他的病情得到了好转。按照当时知识精英的设计，只有首先确立了科学精神，中国才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知识精英自觉地选择了以肉身充当“科学”与“进步”的献祭。
这段公案的吊诡之处在于：真理，往往是以不那么合乎真理的方式确立起来的。不得不说，这是对国人言说了一百多年的真理釜底抽薪的打击。
现在，当年的知识精英亲手操控的“舆论导向”，已经成为全社会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中医被彻底边缘化，仪器的检查成为中医望闻问切的依据，中医院的学科划分已完全无法体现中医整体思维的特点。与此同时，西医的学科困境——癌症也已成为全社会谈之色变的“绝症”，若是被“判刑”，中医多半不敢置喙，病患则一定认为是正确合理的而“绝不上诉”并心安理得、虽死犹荣。相比当年知识精英对科学与进步的理性的信仰与自觉的献祭，今天普罗大众的牺牲，更多的却是信息不对称下对“科学”的迷信与“先进”的盲从，以及谈判能力的缺乏而被医疗资本绑架。
不得不提起，中国现代化一百多年来至今仍然无法回避的“体”“用”问题之争：到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认真追究起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暧昧、摇摆、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视而不见、置若罔闻，都会导致具体政策出台、体制设计、机构组建、评价体系构建的困惑、混乱乃至相互冲突。
其实，“中医”这一名称就是一个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的应对之名，其取向本身就是文化的自我边缘化，看似与“西医”平起平坐、平分秋色，实则怀抱深深的自卑，主动让渡主体地位，以强势文化的视角将自我他者化。
一个文化的内核被否定了，对它工具主义式的利用，又能将其导向何方呢？
直至今日，对中国文化的言说，一旦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哲学层面，就往往是玄奥的“不可说不可说”，或者神秘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是羞于启齿，就是欲说还休。因为现代社会树立的科学主义的“政治正确”，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一不小心就有被视为宣扬封建迷信的危险。
实用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只要能够有效地挽救生命，对中医的工具主义之用也无可厚非，但是正是这种断章取义的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地将中医的精华与核心置于被肆意剪裁的境地，却多年来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自鸣得意。现在，不仅中医不是中国百姓日用的常识，甚至也不是中医院的中医大夫的常识。纯正的中医仍被目为“任意夸大疗效”“包治百病”的天方夜谭。以至于真正血脉纯正的中医只好以“古法”自命，与动辄要求各种机器检查、抽血切片化验、开刀手术的“中医”相区别。
孔家店打倒了，在现代化中高歌凯进的中国人却患了前现代社会闻所未闻的疾病。说“闻所未闻”，是现代医学（即西医）对疾病的命名和诊断迥异于从前，也迥异于东方和中国。西方的标准(即所谓现代化)成了全世界的标准之后，全世界也跟着相信，在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西医诞生之前，自己的民族是没有医学的。即使有，也近乎怪力乱神。至于自己的民族种族在现代医学的阳光普照进来之前是怎样延续下来,而没有灭绝于疾病的肆虐？这个问题就得求助于文化人类学了。——可是文化人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支，也只有短短一百多年历史。
不久前，省内出台了《山西省中医 药 健 康 服 务 发 展 规 划（2016-2020）》，这是落实国家《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的地方规划。中医面临的困境和危机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公开的普遍的重视。
毫不夸张地说：不“科学”，才是中医；不“现代”，才是中医；不与西医胡乱媾和，才是中医；甚至，不“创新”，才是中医。——在“科学”“进步”“现代化”“创新”了一百年之后，这是一个难度丝毫不亚于前者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