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董战峰表示，中国的环境健康政策体系基本上搭建起来了，但总体上还是处于发展阶段。现在要真正抓好督政和督企；可以在手段上创新，把更多选择交给市场、交给企业，政府提供平台做监管和综合治理；提升环保与健康标准，加强政策评估，做好工程规划环评、预警反映，提升能力为政策管理提供动力支撑。他特别就数据提出两个观点：一是建设大数据的管理平台；二是建立让老百姓容易获取数据的机制。要把环境成本包括健康成本，纳入管理政策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杂志社副主编苏扬着重强调了几个方面：第一了解基本知识、掌握基本方法；第二辨识真假问题，发现真风险，因为人的感觉容易出现偏差；第三环境健康管理非常多，这些东西了解清楚以后，才能有一个理性的、务实的态度看待环境健康问题。他总结了两个反差，一个是污染物减排数据与环境质量的反差，二是百姓的感觉差。他认为，目前环境问题没有建立像食品安全一样的风险交流机制，这使得这个反差得到强化。他表示按照具有明显因果关系的问题，进行严格的控制，同时有基本的公共服务、有针对性的应对才是比较科学的方法。环保工作在环境健康问题中是一个迟到的、被动的、低效的方面，一定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单独治理污染成本会非常高，要综合利用、化害为利，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去做。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杨力超指出，当前社会中下层、社会底层对环境的期待、对环境健康风险承受的阈值、对健康的定义，自我评估和自我认知与主流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因此忽视他们的利益和声音。反之，更应该在环境健康政策制定和环保立法、以及这些政策评估、实施的时候，把相关群体的就业、健康等利益诉求纳入到政策考虑的视角。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诉讼部副部长戴仁辉分享了环境健康问题维权过程当中公共参与的两个问题。一是举报后得不到有效反馈，很难得到司法救济。二是环境信息公开，虽然环保法中已经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在个别地方还存在如环境申请无门、多种理由不作为、司法鉴定途径不畅等问题。针对环境的公益诉讼已有法律规定和相关实践，实践中涉及环保组织的资金和能力问题、政府发展理念问题等，需要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受理法院积极沟通。他还表示，现在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审理不需要原告证实有因果关系，但是需要证实关联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较大困难，希望能有相关专业机构出具权威的调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