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闻的ATM？A（Audience）指的是新闻的受众，即新闻要满足受众的需要。新闻报道的事实、观点、画面和声音必须是读者喜闻乐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的时候，媒体可能会夸张编造。T（Time）指的是新闻的时间要素和时效要素两个维度。记者的新闻报道首先要满足自己所在媒体的截稿时间规定；二是与媒体的竞争对手在新闻报道上抢夺第一时间新闻。由于今天争抢新闻报道的"第一时间"成了新闻的第一定律，结果新闻的真实性成了第一时间的牺牲品。只有充分的、耐心的采访和材料积累才可能更接近真实，抢夺第一时间的后果是，很多报道是道听途说。M（Money）指的是新闻报道与金钱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报道作为电视广告之间的插曲或是为报纸填补空白的东西，新闻报道通过抓取眼球，满足广告商对潜在客户的影响和渗透，为媒体获得其最终需要的利润。
新闻奇观要求新闻能构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画面，让人看了之后惊讶地叫起来，称之为尖叫新闻学。就像911世贸大厦被恐怖分子击倒，大家看了就尖叫。从禽流感到猪流感，都构成了媒介奇观。媒介奇观需要一个好的画面，这对公共健康报道提出了挑战。报纸上的新闻故事和图片印刷出来后，大家觉得好看，就是重大新闻。观众和读者对新闻的重要与否，多是以新闻好看或是不好看来判断的。即使是重大疾病的暴发和流行，如果画面不好看，就算不上重大疾病。当年很多人关注"非典"，是因为媒体上每天制造一个令人惊叹的媒介奇观--戴口罩的人。媒介奇观带来的后果是：国家政策和政府议程会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介发达和媒介化民主的时代，政府要做出顺应民意的样子，必须跟着媒体制造的议程和媒体制造的民意走。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认为2003年中国人面临的最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就是"非典"。2003年全国因"非典"死亡人数是三百多人，但每年因肺结核死亡13万人，因肝病死亡50万人，所有这些疾病的报道的总量加在一起，连"非典"的万分之一都不到。
再如，为什么社会如此关注禽流感？禽流感也是好看的画面。禽流感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国从2003年到目前一共25人，平均每年4人，如果政府增加投入，每年救活1%的禽流感病人，能救活多少人？中国目前每年死于肝病50万人，如果政府增加投入，每年减少肝病1%的死亡，能救活多少人？政府的关注、卫生部门的投入和媒体的议程设置对哪个疾病的增加会对中国人的健康贡献更大呢? 看所谓"猪流感"画面。通常情况下，作为穆斯林世界、阿拉伯媒体对猪是排斥的；但是，自从猪流感暴发后的第一个月里，其电视台和报纸每天连篇累牍的新闻和画面都是关于猪的。猪流感成了媒介化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目前病毒从猪传染到人没有得到证实。但为什么猪流感获得了如此过量的报道？这种疾病不仅画面在媒体上"好看"，名字在媒体上也"好听"。如果当初就公布为甲型H1N1型流感，就很难获得今天这么多的关注。
媒介化现实带来了今日新闻暴政。今日新闻暴政体现在：凡是今天媒体上刊载的头条新闻将变成政府和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事务。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媒介化社会里，人们关心媒体报道的当日重要新闻。这些新闻的报道将会对公共政策产生巨大影响。电视刚普及那会儿，一位日本批评家预言，电视让"一亿人白痴化"。有的批评家干脆说：你看，人类已把自杀的武器造好了，这东西就是电视。电视让人放弃思考，让所有思维趋同。在今天的社会里，电视播出的当日新闻和谈话节目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的永恒背景，当日新闻更是公共生活和政治辩论的中心，是公共舆论的原材料，是公共政策话语的基础。由于媒体在演变成一个能够左右公共政策的强大的政治权力，各种利益集团都在试图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影响各项政策，影响中国的未来，设置中国的议程，决定今天的新闻是什么、政府和公众今天需要关注什么、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人民群众今天应该相信谁来解释新闻事件。比如，如果今天上午国务院讨论关于医改的修改方案，这个方案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但早上的媒体上全是猪流感的头条报道，结果，医改的讨论可能让位于猪流感的讨论，而关于医改的讨论只能一推再推。与中国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议程被当日头条新闻取代。
▍我们能否不再重复1976年猪流感错误？
在研究2009年猪流感的政府决策和媒体的新闻报道后，我们发现人们没有从1976年的猪流感事件中吸取教训。
1976年的美国政府相信猪流感病毒将会成为自1918年大流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杀手，1976年3月美国总统福特下令启动猪流感疫苗计划，让每一个美国人都接种猪流感疫苗。美国国会为这个项目拨款1.35亿美元。1976年10月1日开始接种。猪流感的坏消息没有传来，但几周后，比猪流感更坏的消息传来了--猪流感疫苗在人体上产生严重副作用导致至少30人因此得了格林巴利综合症而死亡。而政府、流感专家和药厂所期待的人类杀手--猪流感大流行后来也没有到来。十年后，美国接种猪流感疫苗的人中有104个人跟政府打官司，要求政府赔偿1070万，1978年要求政府赔偿26.4亿美元。
美国猪流感事件的两年后，哈佛大学的两教授受美国卫生部长的委托，完成了有关这次猪流感决策失误的调查报告：《猪流感事务：关于一种滑头疾病的决策》。美国卫生部长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总结这次处理猪流感疫苗计划的经验将令那些面对敏感的卫生政策决策的人受益匪浅。如果猪流感留下任何教训需要我们吸取，如果有任何工作上的错误和失误，尽管我们当初的意图是好的，但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吸取教训，在免疫计划和其它同样的语境决策中，不再重复这些错误。"哈佛的Neustadt教授和他的同事Harvey V.Finoberg 博士在书中写道: 面对猪流感的恐慌显示专家们对流感的无知。而那些用预防大流感做出的公共卫生决策是多么的荒唐。总结1976年美国政府的猪流感决策，至少有7个教训需要汲取：1.对于那些只有理论但缺少证据的专家们的过于信任；2.个人的先前议程和偏见参杂在决策中；3.卫生专家们急于想让他们外行的领导去做出正确的决策；4.政府和卫生部门急于做出一些不成熟的承诺；5. 政府没能认真去回答不确定的问题；6. 政府没有从科学的逻辑上提出质疑；7.政府对媒体关系处理不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