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医学界关注猪流感？首先是政府卫生部门有责任预防各种疫情的爆发。政府和流感专家对新型流感病毒采取预防的措施是他们的工作和职责。其次，今天医院有了高技术的检测设备和监控系统，可以快速检测出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确定为何种流感病毒。如果甲型H1N1发生在多年前，没有人会注意到流感之间的病毒的不同。不同病毒的流感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过许多次，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但是，并不是每个全球流行的病毒性疾病都是重大传染病。重大传染病是由感染率和病死率决定的。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警报，是因为该组织认为这个新的流感病毒可能会在世界许多地方，从一个人传染到另外一个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甲型H1N1流感将会成为一个严重致命杀手。
大众与媒体不是依据数学概率作为评估猪流感或其它风险的尺度。媒体对风险的判断多取决于其新闻价值的大小、个人对风险的选择和感受。中国汽车交通事故每年死亡约13万人，自2004年包头那次空难以来，5年来中国飞机坠毁事故共死亡51人（包括包头空难）。这样算下来，在中国，空难每死一个人，有不下一万条新闻报道（包括重复和滚动的）。而马路上每死一人，几乎没有一条新闻报道。如果比较甲型H1N1流感和普通流感，可以这样预测，如果中国死了一个甲型H1N1流感病人，将会有不下一万条新闻报道（包括重复和滚动的）。而中国平均每天都大概有300人死于普通流感，却没有一条新闻报道。记者在报道新闻的时候，乐于提供有倾向性的煽情故事、趣闻轶事，以讲故事的手法来迎合大众。但是，这种用新闻故事取代科学事实的做法通常会不准确，甚至错误再现科学。但是，由于媒体有强大的话语权，并且是科学家与大众沟通的桥梁，科学的信息难以竞争过新闻性信息。
再则，跟当年人们关注SARS一样，H1N1流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从一开始采取的措施和发布的政策让人联想起SARS。从政府和媒体的新闻发布和新闻报道看，H1N1流感已经被上升到高政治了（high politics）。如SARS期间，西方媒体对"非典"报道的政治化，政治上的正确性。政府领导人都对猪流感的风险出面表态了，各级卫生官员都出面表态了，媒体议程跟政府政治议程高度一致。如果你不跟当时的媒体政治话语站在一道，是不受欢迎的。按照政治学理论，高政治与国家安全、国际政治、外交、国家形象等高层政治决策相关，低政治（low politics）仅仅是健康等不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的问题。某位驻外大使一边抽烟，一边在某个会议上就中国如何治理大气污染，保护臭氧层提出自己的宏伟蓝图。他可能不知道，抽烟在中国每年要导致至少100万人死亡，但臭氧层破坏会造成多少人死亡是个不确定的数。但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一个国家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是高政治。中国政府在应对H1N1流感中，通过领导人频频在媒体上对预防H1N1表态，亲临传染病院慰问病人等提高了H1N1流感的政治等级。
但是，从死因和概率上判断，流感究竟有多可怕？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流感是人类难以摆脱的生存环境。中国每年至少10万人死于流感，每个人一生至少会被流感感染一次。但是，没有人恐惧，多数人几天后，就会自然痊愈。从概率上看，猪流感到底有多恐惧？猪流感比普通流感对人有更大的危险？起初墨西哥医院里没有多少人看流感，直到政府大肆在媒体上炒作猪流感后，去医院检查猪流感的人才异常增多。迄今，没有报道说，猪流感在墨西哥的病死率高于其它流感。如果把墨西哥、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世界各地这个季节的流感疫情、死亡人数、病死率与往年相比，究竟出现了异常，还是正常？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报道。另外，因H1N1流感病死的人是普通健壮人还是老弱病残？是否因并发症或偶合死亡？我们也看不到这方面的报道。
关于是否有人刻意制造全球恐慌，欧洲一位前资深的卫生官员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为了募集资金的把戏。还有人说，这是制药公司制造的宣传阴谋。在各国政府和公众对猪流感恐慌恐慌起来后，大家都盼望着接种猪流感疫苗的时候，2009年6月15日，全球最大制药商之一瑞士诺华制药首席执行官魏思乐回绝了WHO的免费捐赠猪流感疫苗的请求。他说，"诺华不可能向穷人捐赠疫苗，以保护他们预防最新的流感疫情。""发展中国家或捐赠国应承担这笔开支。"魏思乐还说，诺华的H1N1疫苗供应中，"很大"一部分已被各国政府预定，这加大了供应短缺的可能性，就连那些能负担得起疫苗的富裕国家也无法幸免。他预计，每支疫苗售价将在10美元至15美元之间。也有批评家说，这是媒体为了增加点击率和收视率而制造的恐慌。也有批评家为媒体辩护说，当传染病来了，恐慌有什么不好。但是，每年有5亿人患疟疾，其中100万人因此死亡。为什么媒体不去制造疟疾的恐慌？因为疟疾患者和医务人员不戴口罩和防毒面具。有人说，不是媒体在渲染，而是政府在渲染。政府宣布拨出50亿元的专款用于猪流感预防，而中国未来15年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多种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科技经费仅有40亿元；外交部门宣布向墨西哥提供500万美元援助，民航派专机接回滞留墨西哥的中国公民；在海关入境检查单中，要求入境旅客填写所谓"是否接触过猪"；埃及政府下令杀掉所有的猪。
公共健康的新闻报道需要新闻议题的正常化，而不是异常化。正常的公共卫生话题是关于科学知识、卫生素养、权利、平等、安全、正义的话题。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墨西哥爆发猪流感时，非洲和印度的报纸都没有在头版刊登这条消息。报道说，在非洲发现了两个疑似病例，其中一个后来被证实是假新闻。在非洲，每天有3000名儿童死于疟疾；在印度，每天有1000人死于肺结核。联合国最近报告说，在津巴布韦有4000人死于霍乱，在印度每年有60万儿童死于腹泻。这些都是正的公共卫生话题。
▍媒介化现实与今日新闻暴政
通过2009年H1N1流感报道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议程和决策面前，今天政府的公共卫生决策更多地受制于媒体议程。例如，由于乙肝、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更为严重的疾病，或称"我们自己家人的病"上不了新闻头条，就不会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
今天的媒体环境简单定义为"媒体的商业化"。在今天这种商业化的媒体环境里，能抓住读者的新闻产品需要具备2个要素：1. 新闻的ATM（Audience, Time, Money）；2. 媒介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