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国家卫计委通报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根据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业病报告，2014年共报告职业病29972例。在近3万职业病例中，除了占比近九成的职业性尘肺病之外，还有一成多的其他职业病例。
过往媒体报道中，尘肺病由于在职业病中占比较高，几乎成了职业病代名词。事实上，尘肺病只是2013年国家卫计委等4部门颁布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10大类中的第1类第1小项，若以包含的具体病种来说，尘肺病只涉及13种，而整个职业病种共有132种。
这些非尘肺病职业病患者，社会关注度相对较少。对患者个人而言，其它职业病带来的痛苦并不轻。
职业病衍生问题严重
报告显示，除职业性尘肺病之外，还有其它职业病3099例，其中：各类急性职业中毒486例，慢性职业中毒795例，职业性肿瘤119例，职业性放射性疾病25例，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880例，职业性传染病427例，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143例，职业性皮肤病109例，职业性眼病55例，其它职业病18例。
在山东省职业病医院长期从事一线临床工作的邹建芳主任医师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一些职业病患者可能比尘肺病患者更为痛苦，因为前者受到的打击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对于中毒病人来说，某些职业性化学中毒，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出现问题，长期慢性中毒，还可能影响性功能，与此同时，病人的社会交往能力也将受到打击，最终破坏家庭和社会关系。
“据调查统计，在相同伤残级别情况下，中毒病人比尘肺病人的生活质量还要差。”邹建芳指出，前者在精神层面上经受摧残更大，会承受更多痛苦。“但一般来讲，我们现在还是只关注躯体方面的。”
除尘肺病之外的职业病中，噪声聋是病例较多的一种，在880例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中，有825例都是噪声聋病例。职业性噪声聋是指人体听觉器官受到噪音的长期慢性影响，导致感音系统的慢性退行性病变。
噪声聋是不可逆的永久性听力损伤，一般不能治愈，除听觉系统外，对人体神经、心血管、内分泌、消化系统等多个系统都可造成危害，语言能力也会下降，暴躁易怒。生活中常见的建筑行业、纺织行业、汽车加工制造业等行业都是噪声危害较大的行业。“但家属往往只是把他们当做‘耳背、闹小孩子脾气’，疏于诊断治疗。”有耳鼻喉科医生如是表示。
邹建芳介绍，该院曾有一位噪声聋患者，是一个老人。由于听力有限，没办法跟人交流，即便和子女也很少沟通。“基本上就是抑郁症的表征。”邹建芳表示，像诸如噪声聋、职业中毒等职业病，给患者带来躯体痛苦的同时，还会引发其它心理、社会问题等。
隐瞒和防护缺失是主因
2011年12月31日起施行的新《职业病防治法》第23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并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第34条则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
然而在现实中，部分企业漠视职业病防治，并未履行职业病防治责任。比如企业在签订劳动合同不予注明“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当多的职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长期遭受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潜在侵害。另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给劳动者提供相应的健康保护，不给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故意隐瞒职业危害，甚至隐瞒岗位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真相。
这样的隐瞒甚至包括了应有的体检，由于采取团体体检，即使职工在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被查出疑似职业病后，部分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会把结果告知工人。这种情况下，工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得病。
职工自身对职业病缺少关注，忽略职业病危害也是导致职业病防治难的原因。邹建芳介绍，以噪声聋为例，部分病人不来诊断，是因为觉得听不清甚至听不见，并非特别严重的问题，有的病人直到聋得很厉害了才来诊断，但为时已晚。
有些工人即使怀疑自己得病，因为要生存，为了工作，有时并不愿诊断，还有些人觉得自己还年轻，身体扛得住。邹建芳表示，即便到了诊断过程，也会被掺杂进一些复杂因素，使得一些诊断结果，并不见得符合医学观点。
邹建芳还特别指出，近几年对尘肺病关注度较高是因为发现病例较多。对职业性中毒等部分职业病来说，更可怕的还是隐性病患。事实上，职业病的报告在整个职业病的领域里面只是冰山一角，很多潜在职业病没有被诊断并报告出来，这使得“冰山之下”的病患难以得到及时救治。“有的病人得了中毒性脑病，但就诊时却到了神经科，医生对这个专业也不了解，病人也就无从知道。”
“隐性中毒不好讲，所以大家关注相对较少，除非出现大规模群体性急性中毒，但实际上隐性中毒对病人生活影响非常大，经济负担也会很重。”邹建芳说。
监管力度正在加大
事实上，针对职业病，我国已出台多部法律法规，包括《劳动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以及《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诊断和鉴定管理办法》等，也有了《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职业病诊断通则》等相关规范，基本上形成了职业病防治法律体系。
但这一体系在执行时还有诸多困难。“在执行层面，法律实施状况不尽如人意。但无论如何，法律手段仍然是职工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途径。”北京市君本律师事务所王飞律师说，他曾从事职工职业病方面的维权工作。王飞坦言，目前职工在职业病维权方面，仍存在职业病诊断难、鉴定难的问题。
首先，按照相关规定，职工申请职业病诊断需要单位出具职业史、工作环境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报告等材料。但现实中，用人单位为逃避责任，通常会百般刁难、阻挠，故意不出具材料，导致很多职工维权的第一道门槛就迈不过去。
其次，职业病维权程序繁琐、时间漫长，劳动关系确认、职业病诊断、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劳动仲裁、一审、二审、执行，整个程序走下来，职工三五年都不一定能拿到赔偿。
第三，取证难。职业病患者大多为农民工，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不强，大多数没签劳动合同，加之流动性较大，取证困难。即便遭受侵害，很多人也难以通过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从法律角度而言，王飞建议完善现有的先行支付制度，将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前移，改为只要确诊为职业病，职工就可以获得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医疗费和生活费，避免职工家庭被漫长的维权过程拖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