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谁的原因，女性大都被纳入为助孕技术的主体，要经历长期医院来回奔波、繁复的检查、侵袭性的治疗和操作。
身体疼痛之外，沮丧、 抑郁或者焦虑也普遍出现在患者身上。长期以来，临床一直有研究者关注参与辅助生殖技术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
2014 年，房玉英已经在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临床一线做了 11 年护理工作，病人喜欢找她聊天。一天，一个病人说，「我这次再不怀孕，对象就跟我离婚了」。
「我当时心里觉得，人工助孕技术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功怀孕，有个孩子。但你得不到配偶的支持和理解，心理压力都调整不好，对成功率肯定有影响。」房玉英说，「但这个痛苦在我们临床没办法得到解决的，肯定要通过心理辅导去解决。」
于是，在房玉英向医院反馈沟通后，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在 2015 年成立了心理科，在当时一众生殖中心里尚属前列。房玉英进修心理学课程，成为最早吃螃蟹的人，被临床转介来的患者涌进她的诊室，其中，98% 以上都是女性，她们讲述自己不孕的压力、试管婴儿屡试不成的挫败。
「男性也有生育方面的压力和焦虑，但一些人可能觉得，要理性要坚强，如果表露出一点软弱，就不是个爷们儿了。」
有患者告诉房玉英，她只有在每一个环节，自己能做的做充分了，比如听到人家说吃什么助孕，她就去吃，胚胎着床的几天，医生说可以活动，但她觉得躺在床上才安全，「在她的概念里，这可能会增大成功的概率，但这些行为背后都折射出她内心的焦虑，因为压力和紧张所带来的行为改变。」
学者赖立里也有类似的观察，她注意到，为了将充满不确定的二分之一机会填满，患者们在遵循医嘱的同时，还会将各种民间知识、传说交织在一起。
2013年3 月至 6 月间，以观察者的身份，赖立里住进了北京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附近的民宿旅馆中，这里满当当住着来京做试管婴儿的女性患者们。
「她们互相告知，要少吃豆制品，多吃柚子，因为传言中，有人因此失败或者成功。见到枝繁叶茂的大树要拜一拜，因为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
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年轻女人跟赖立里分析自己上一次试管婴儿失败的原因 —— 同屋的女人总唉声叹气。
赖立里同时注意到，医疗资源的过分集中、「流水线化」的诊疗作业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患者的焦虑和不适。
尽管有诸多不好的体验，但在社群里，女性们互相打气，暗示自己在积极应对，「一定程度上缓解她们失败时的道德责难，没人愿意被说是一个『逃兵』。」
医生们试图让紧张的患者放松，「不好的情绪更不容易受孕」。
但很多时候，房玉英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患者特别需要心理疏导，有些人被临床治疗进度影响，在咨询室里仅做了一次疏导，暂时得到了纾解。但回到家，矛盾依然还在，因为无法生育带来的挫败、自我责难和恐惧就一直在」。
「生育的医院化是有特定历史条件的，」赖立里提醒，「即使在美国，也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才开始要求所有人去医院生产，也就是说，它的医疗化非常晚。所以这也注定，虽然看似与医疗相关，但它具有一个错综复杂的面向，更宽更广的家庭社会问题都被交集在一起。」
在那间小小的「求子旅馆」里，女人们会聊疼痛，聊这项能够改变她们命运的技术，聊如何看懂各项检查数据，除了治疗本身，更多的时候，她们也会聊起，丈夫、婆婆、婚姻。
终点之后
哪怕闯过一系列技术的不确定性，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最终获得一个孩子，但对于辛苦抵达终点的家庭而言，更多的未知和问题也接踵而至，这可能是新的起点。
一个试管婴儿妈妈群里，有人提问，「你会跟孩子说， Ta 是怎么来的吗？」
一瞬间，群里有点冷场。
「讲这个干什么？」
「就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啊，还能是啥」。
顾禾也想过这个问题，「不太想跟说，乍听起来好像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作为一种「非自然」的生育方式，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四十多年后，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和社群中依然会有各类的迷思和误解 ——「试管婴儿到底是谁的孩子？」「试管婴儿更聪明吗？」「试管婴儿寿命长吗？」诸如此类。
一个农村的妈妈告诉「偶尔治愈」，当村子里的人知道她是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有的孩子，很多人背地里都会讲闲话，「说孩子是我背着老公，跟别人有的」。
赖立里的调研中，大多数女性也会告知将来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知道是「试管婴儿」。受孕成功后，一些人会选择回到家乡生孩子，掩饰孩子是以「非正常」的方式出生。
对此，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余成普总结，「生育的文化必然性成为不孕夫妇选择辅助生殖技术的主要原因。然而，生育文化还认定了何种生育形式才是『正常的』。辅助生殖技术可能被认为打破了人们对自然生育的期待，破坏了传统的亲子关系，甚至带来想象或者事实上的污名。」
其中，作为辅助生殖技术的一个类别，因为打破了传统血缘亲子关系，「供精人工授精」面临的污名化尤为激烈。
这种技术主要针对男方患有无精症，严重少、弱、畸形精子症及不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等的家庭。主要通过非性交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内，将供精者的精子置入女性生殖道内， 以达到受孕目的。
数据显示，近百万家庭可能需要借助供精人工授精达到生育目的。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为例，在 2004 年 11 月至 2010 年 11 月的 6 年间，有 1200 多对夫妇完成了超过 2000 个治疗周期，超过 200 名健康新生儿出生。
然而，接受供精的患者家庭则展现出极大的压力，其中，妻子的心理负担水平，比其他不孕症的女性更加明显和复杂。
房玉英接诊过一位丈夫是无精子症的妻子，「尽管问题是丈夫的，但这个女性的耻感也很强」。
夫妻双方正在讨论是否通过精子库供精手段生育一个孩子，但妻子显然不愿接受供者的精子，但为了维持这段婚姻又必须接受供精。「她会担心孩子不是丈夫的血脉，会不会长相和家庭成员不一样，丈夫一家人会不会真正接纳这个孩子，未来对孩子不好怎么办」。
房玉英看来，一方面，男人对妻子充满歉疚，另一方面，出于男人的自尊心，怕被妻子嫌弃，他不允许自己向妻子示弱。
「他如果低头了，就是承认自己身体有病，这是一个自尊很高的人，因为生育的问题，他更希望在这段关系中展示自己是强的有力量的，因此，他对妻子的理解就会差很多。」房玉英说，「当然，他也更想得到妻子的抚慰和关心、尊重和理解」。
「作为妻子，这种情况下，她的委屈和孤立感就会更强。她会觉得，本来是你的原因，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孩子，那么不是更孤立无援吗？这种对婚姻的不确定性，会给她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