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媒体纷纷开始报道各地捐卵、代孕乱象。有报道称，在北京卵子交易黑市，卵子报价多在2万到6万之间，捐卵者的学历颜值则直接决定价格高低。而在广州，“代孕公司”更是提供了多种价格不菲的套餐供客户选择。其中，“尊贵套餐”的价格达到了65万。
而从一些地方屡屡曝出的“代孕”官司来推测，这些卵子交易黑市想必并非“有价无市”。尽管有关部门也曾发文禁止捐卵、代孕，但在某些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边缘地带，此类有悖人伦道德的交易，或许每天都在发生着、壮大着。没准儿，生意还可能红红火火，不少人、或者机构，甚至因此而赚得盆满钵满。
有论者试图撇开道德的枷锁，单纯从需求、供给的层面来讨论，认为需求决定供给，既然社会上有需求，老百姓有延续血脉、子孙绵瓞的愿望，而夫妻双方又不能自我完成繁育后代的任务，则就应该允许夫妻之外的精子、卵子自由流通，这也算是一种人工辅助生育。
这样的“供需理论”看似很有道理，但却未免似是而非。须知，捐卵、代孕或者干脆说生育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有机体，我们很难将人伦道德层面的考量完全剥离，而简化为一种纯粹的技术问题。就好比大熊猫发情次数少、怀孕几率低，管理人员可以采取各种技术手段刺激它们，使之成功地繁衍后代，但这样的办法并不能完全复制到人类。
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之为人，除了技术操作之外，还有各种复杂的伦理问题、道德问题。无论是怎样的人工辅助，都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为免出现子代伦理悲剧，供卵需要在供、受双方完全不知道姓名等信息的情况下开展；供卵者提供的卵子不能让超过5人以上怀孕……
这些原则并非没有必要，也绝非什么清规戒律，而本身就是人类实现健康繁衍的必需。否则，必然会出现诸多人伦危机，成为此类扶助生育不堪承受的痛楚。
当然，强调这些也并不是否定制度救济不可行。恰恰相反，任何一种生存方式都应该有必要的救济渠道，而不是走入非此即彼的绝对论。这个社会上既然存在很多的不孕不育者，这个人群既然存在繁衍后代的诉求，那么，制度就应该为他们留下口子，提供帮助，某种意义上讲，繁衍的权利也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权，应该尊重而非视而不见。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组数据被反复引用。据说，中国目前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4000万，不孕夫妇呈年轻化趋势，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方面的困难，不孕不育率攀升至12.5%到15%。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不孕不育患者的数目则是5000万。引用者均表示，这是官方数据，但具体出自哪里，并不清楚。
以一组来源不明的数据作为代孕市场庞大的依据，甚至进而认为官方不该简单禁止代孕，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其实，制度救济的渠道一直都存在。据报道，仅广东省，目前就有经该省卫计委批复的28家试管婴儿操作机构。专家表示，如果单纯从接纳能力上看，流向黑中介的那些不孕夫妻，28家医院是能够接纳的。但问题在于，正规的机构因为受伦理及法规约束，不会去操作代孕这样严重违反伦理和医学常规的事情。这样，捐卵、代孕等黑市就大行其道。
而救济渠道的“黑市化”，往往是诸多路径中最坏的一种。这是因为，在伦理危机之外，更有患者的权益得不到保护等不测的社会风险。
有鉴于此，一方面，必须确保对代孕黑市的强大压力机制，以坚决的态度严厉惩治；另一方面，有必要进一步拓宽正规救济渠道，比如，多接纳一些人类辅助生殖的机构并加强监管，动员更多的健全个体加入捐精捐卵队伍，并严格管理等等。（胡印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