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题目：《卫生知识与性别分工——近代中国传染病知识的性别化传播研究》
女性是近代传染病知识传播的重要受众。得益于近代中国对传染病防治的日益重视和“家庭”在传染病防治中的特殊地位，妇女报刊和以教科书为基础的学校教育将较为系统前沿的传染病知识传播给女性。同时，通俗实用的传染病知识也经由民众教育向普通城乡妇女传播。在近代传染病知识向女性传播的过程中，性别化传播始终存在。传统性别分工成为向女性传播传染病知识的重要依据，性别化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传统性别分工。但在女性普遍缺乏医学启蒙的近代中国，这种传播客观上令女性获得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知识。更何况近代公共卫生知识传播的策略中，本就非常强调“家庭”的价值。在无法改变家庭中传统性别分工的情况下，近代传染病知识传播的“性别化”，有“家庭化”的客观需求，是进一步“社会化”的基础。近代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时代背景下，在继续强调学校教育在公共卫生意识培养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家庭领域实践传染病预防和看护的必要性，这可以弥补当下学校卫生教育普遍缺乏实操的劣势。当然，在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依然潜行的现状下，仍要警惕传染病知识传播的性别化趋向。围绕家庭的卫生知识传播不能成为固化女性传统社会分工的“同谋”。
发言题目：《卫生行政与妇女保健实践：1950年代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在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重视妇幼卫生，大力推行学自苏联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无痛分娩法的原理认为分娩疼痛是人类世代形成的错误条件反射，而要消除之就需依靠产前教育和解痛动作打破旧的条件反射，建立新的分娩不痛的条件反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医院在试验无痛分娩法后宣布成功，成为全国标杆，卫生部也通令全国推行。上海成立由卫生行政官员和妇产医学专家组成的无痛分娩法推行委员会。除基本的业务指导，宣传教育是推行委员会重点开展的工作，不仅面向产妇，更面向大众。纵观无痛分娩法在上海的过程：高潮-平淡-低谷-重振-平淡-走向农村-政治性遗忘-技术性回炉，可以判断出，无痛分娩法的效果虽有一定作用，但不明显且存在问题。那为什么国家要推行呢？对医学界，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改善医务人员思想与工作态度。对妇女，推动妇女保健，宣传妇女解放。但这项医学运动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既有技术本身原因，也有对苏联模式的质疑与反思，以及在医学界的政治目的已经实现，无论是医学界还是妇女都在国家的领导下致力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
发言题目：《生育的现代治理：1950年代陕西农村的“接生站”》
自从现代国家诞生，作为国家构成基础之国民的生育纳入国家治理的视域。改造中国的旧式生育模式成为中国追求现代性的一部分。国家成立卫生行政，妇幼卫生成为国家工作的一部分。以消毒为核心的现代（西式）生育技术、助产士职业、医院与妇幼卫生保健系统是承载现代生育技术治理的部分。近代以来，改革者不断进行各种试验与尝试以推动现代生育技术与观念进入广大农村地区，如杨崇瑞的清河实验、陈志潜的定县试验。推广的过程，是西方生育技术、生育理念、生育的组织系统与中国传统生育观念和乡土生活秩序不断进行磋商协调的过程。旧产婆改造、现代助产士进家接生、农村卫生员的培育都是西式现代性向中式传统秩序妥协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继续推进生育的现代性治理作为国家与社会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那么，中共与其他改革者的方式有何异同？中共治理的独特性在哪里？
课题组细细爬梳了20世纪50年代陕西农村推进生育现代治理的过程，我们认为中共独特的治理体系使现代生育技术与组织系统得以在广大中国农村得以推广，并初步实现生育的现代性治理。中共的治理体系包括：一套自上而下的科层治理结构（垂直的卫生行政+医疗技术系统）+群众组织（妇幼卫生特别关联的是妇联）。在科层制里，还有工作队这种超越科层制进行资源与人员配置与统合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模式。在这套体系中，党的集中领导可以协调与动员科层制与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在运动式治理阶段，以推动中心工作的方式集合财力物力发挥合力。在旧产婆改造与宣传新法接生时，妇联在动员、组织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推动新法接生的过程中，依托卫生行政的组织力量与技术力量，借助这种运动式治理模式得以以点到面地迅速推开。并在运动式推开的过程中，高效建立组织系统以承接运动中被动员与训练出来的人员。乡一级的接生站（1958年后的产院）就是这一类特殊的组织形式。它的性质是基层助产人员的行业自组织，接生站的建立意味着从事接生的助产人员的现代性和专业化，既有技术上的专业性以及意识上的现代性（现代卫生知识、国家意识等），同时因其半职业化而保持着群众性，即这批助产人士不能脱离传统乡村社会，是乡村社会的人。说其半职业化，因为新型助产人士（不管是改造过的旧产婆还是新培训的接生员）是要收费的，已然不同于传统乡村里接生的“老娘婆“是嵌入在乡村伦理秩序里的互助行为与礼物经济的性质。接生站是是国家与社会、现代医疗秩序与传统生产/生活秩序的某个接面。国家通过乡级保健站对其进行技术指导、业务与人员管理，接生站同时承担人口统计、种痘等国家行政职能与公共卫生职能。接生站虽仍是属地管理模式，但是已打破了传统的生活秩序，接生员有时需要驻站，有时需要跨地从事接生工作。管理上最大困难是费用的问题：现代新法接生需要医疗敷料，有费用支出；如何计价接生员的劳动价值；跨村接生时费用如何结算；小农生计模式下的产妇家现金的匮乏。初步解决计费上的困难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农业高级社里卫生保健站的建立，接生员下沉到农业社一级，在集体经济中以工分的形式解决了劳动交换的问题。
进入历史内在脉络的历史推演，让我们意识到：国家对农村妇幼卫生工作的推进，特别是接生站的建立与演变，实则是60年代农村基层合作医疗卫生体系的历史前身。从生育的现代性治理这个视角出发，当分析乡村对于现代生育的阻抗时，文化研究路径会过度聚焦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比如以乡村生育文化与现代生育观念之间冲突来解释产妇拒绝接受新接生员的助产，接生员拒绝接生站的管理等。当我们进入中共在陕西农村的现代治理的内在肌理里，我们发现很多阻抗来自于现代性治理体系内部，包括中共治理体系内部科层制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既有合作又有张力的辩证动态关系；更重要的是农村生计模式、农村生活秩序与现代生育组织方式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意识到要以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路径、宏观结构研究与微观史实研究综合的视野来处理中共在20世纪50年代展开的生育的现代性治理的历史与实践。
专题四: 社区防控、志愿服务与性别
发言题目：《强治理负荷下的组织边界波动——基于疫情防控中家庭与社区关系的分析》
疫情期间，新冠疫情所引发的治理负荷其实不是一个常量，它往往会伴随着疾病的扩张和收缩，它是一个变量。新冠肺炎治疗需专用性资产，疫情的快速扩张导致医院治理负荷加大。随着疫情发展，武汉封城之初遇上医疗挤兑，“居家隔离”政策随之推出。“居家隔离”政策下家庭功能与社区职责的扩张。家庭伦理是家庭成员能够接纳病人的关键与前提。“居家隔离”政策的实施是需要社区进行隔离中家庭的服务，以及充裕的资源对已经不同的病人进行分诊。恰恰是因为社区职责的扩张与其治理资源的不匹配，使得社区无法有效实现对病人的筛选、分类与安置，使得家庭内部的承受力崩溃；家庭伦理（对家人负责）伴随着家庭内部感染的增加，使得居家政策的负面性放大。1月23日到2月2日，武汉市报告确诊病例增加了10倍。在治理治理负荷增加的背景下，医院的组织边界扩张及家庭功能的收缩：2月2日，“居家隔离”变为“集中隔离”，家庭的治疗与防控功能剥离；一批宾馆、党校等改造为隔离点，成为医院的组织扩张（单一功能的扩张——以隔离为主，缺乏基本的治疗）；2月5日，着手方舱的建设，并逐步投入使用（方舱具有一定的治疗功能）。同时，伴随着治理负荷增加，党员开始下沉，社区组织的扩张。党员下沉使得社区组织得以再造，其本质是寓科层于社区之中。
发言题目：《疫情中的基层妇女、家庭与社区：基于上海工人新村的质性研究》
此项目以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妇女为研究对象，追踪城市基层群体与社会转型的密切联系，探讨新冠疫情对基层妇女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和对她们从事的照料工作的影响，也考察工人新村里的家庭-社区关系网络。项目组从2017年起对上海X工人新村20多位基层妇女进行了六次实地考察和口述生活史访谈，每年举办相关文化活动，并在2020年邀请其中5位参加为期四周的疫情日记工作坊。该研究发现疫情加剧了基层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家暴发生频率更高；疫情也加重了基层妇女再生产劳动负担。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X工人新村妇女积极应对，以细致的照料工作和情感付出应对疫情时期很高的照料需求。研究还发现虽然有限的居住条件加剧了基层妇女在社会转型中的困境，但工人新村共享公共空间的特点和居委会倡导的集体生活培育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邻里关系，支撑着她们共同对抗疫情。居委会动员妇女参加一些互惠的社区活动，基层妇女在疫情前后也积极投入社区志愿工作。新村居民、工人新村与居委会三者之间保留了一种互助互惠的关系网络。该研究的主旨是看见城市基层妇女在家庭、社区的照料工作的巨大贡献；看见她们的能动性背后有居委会和邻里支持体系；看见社会主义经验在性别友好疫情复苏环境和妇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发言题目：《武汉上海妈妈两地书：抗疫志愿服务中的社群、性别和共情》
本项研究基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社会背景，分析了隔离期间发生在武汉妈妈和上海妈妈群体中的一项“共同写作”的线上陪伴支持活动。此项目由十六位上海妈妈在一个妈妈读书会平台支持下“驰援”五十二位武汉妈妈们，为她们在疫情期间（2月12日到3月1日）建立写作社群，通过妈妈群的集体写作来缓解疫情下的焦虑和社会紧张，并形成心理上互相支持的社会网络。
首先，研究者通过对妈妈群的社会身份、读书会和写作群的基本介绍，讨论“妈妈”的性别身份如何在群体中建立认同， “姐妹”的社会身份又如何帮助她们获得社会信任和情感支持。
其次，作者围绕着两地妈妈在抗疫期间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和反思，来揭示疫情和隔离如何打破她们的生活节奏，再一步步把她们卷入到集体性的焦虑感、失序感和无力感之中。这种基于性别社会身份下的共同日常经历是如何形成“共情”的社会基础。
再次，作者指出跨越空间的两地妈妈“集体书写”，以共同写作、互相点评的方式，不仅能够现个体自我表达、缓解负面心理情绪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建立她们在特殊时期相互看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
最后，作者以写作中的敏感“死亡问题”的争议和“云喂饭”的例子，讨论和反思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志愿活动的伦理、情感和边界以及共情的局限性。
此项研究最终希望达成两个方面启示，一方面分析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普通人如何从个体能力、社会身份、日常经验以及社群关系中参与和组织志愿服务；另一方面也会反思疫情防控中性别身份在女性群体的服务者和服务对象之间形成共情的可能性，从而为建立在身份认同基础下的社会互助支持系统提供可行性。
发言题目：《社区工作的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对武汉新冠疫情治理中性别劳动分工的实地研究》
疫情对“震中”武汉社区的冲击就构成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治理时期，为我们关照国家权力强势介入社区工作及其对社区工作的性别劳动分工产生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基于此，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实地研究方法深入新冠疫情腹地武汉的社区收集一手经验材料，考察疫情冲击对社区工作的职业性别隔离及性别劳动分工的影响，力图揭示国家权力建构职业性别隔离和性别劳动分工的隐秘机制。资料分析表明，女性社区工作者的抗疫劳动展示出体制内基层职业性别隔离的原因和表现。女性社区工作者在体制内基层遭遇的性别隔离主要并非女性的人力资本不足，而是由于社区治理的常规化和国家权力的抽离，以及将家庭再生产性别化为女性劳动的父权制。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国家权力的介入的确有利于职场中的性别平等，但国家权力的性别平等效力会随着治理常规化而弱化。因此，国家必须进行确保性别平等的制度化干预，改善社区工作的职业待遇和晋升机制，才能促进社区工作的去性别化和保障性别劳动分工的长期平等趋势，探索出一条去性别化的更具进步性的社区疫情治理路径。
专题五: 疫情下的家庭关系、社会心理
发言题目：《新冠疫情背景下家庭关系的影响因素：基于抗逆力的分析视角》
在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居家隔离是非常重要的疫情防护措施。面对疫情，绝大部分家庭进行了居家隔离。居家隔离期间，为什么有的家庭保持了较好的关系？有的家庭关系严重受损？本文从家庭防护要素和家庭互动要素两个维度，建立了家庭抗逆力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新冠疫背景下家庭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状况越好、信息获取越准确、家庭成员互动受阻程度越低，在疫情下家庭关系变疏远的可能性就越低，更可能保持和谐稳定。然而，家中有医护人员、记者或公职人员的家庭，家庭关系疏远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大。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家庭关系的冲击不可避免，但家庭抗逆力有助于抵御和缓冲这种冲击力。为此，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进一步畅通公共信息渠道，保障居民信息知情权，提升家庭信息获取能力。同时，应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加强防控知识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重点保障贫困家庭、医护人员、记者和公职人员家庭的基本生活，维护家庭良性沟通和互动。
发言题目：《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变化下的工作、家庭关系与两性的负面情绪》
恐慌、焦虑和担忧是人们面对疫情时最为典型的负面情绪。对新冠疫情的负面情绪不仅来自对病毒本身的恐惧，还来自于疫情对工作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的冲击。各国研究均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中女性比男性面临更高的失业风险和收入损失、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和照料责任，也更易感受到焦虑和紧张情绪。但以往文献对两性在疫情中负面情绪的变化及其与工作、家庭的关系讨论得并不充分。本研究旨在探讨疫情期间工作和家庭关系的变化对男性和女性负面情绪发展的不同影响。借助在国内疫情上升期和下降期对同一批受访者的两次网络问卷调查的追踪数据，本研究发现，随着国内疫情趋于好转，由疫情引发的负面情绪也趋于缓解。负面情绪的缓解在很大程度上受疫情期间工作和家庭关系变化的影响，但存在男女差异：疫情给女性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比男性更高，工作上受到消极影响更不利于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疫情给家庭关系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较之男性，女性负面情绪的变化更多受到家庭关系的影响，疫情期间家庭关系改善的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更多。不仅如此，家庭关系还能够调节和缓和女性的工作损失对其情绪的不利影响。上述研究结果显示了现阶段我国性别关系下工作和家庭之于女性的重要意义，也提供了从改善家庭关系出发来减少危机及工作压力对女性的冲击、帮助其进行负面情绪调试的新视角。
发言题目：《疫情下中、荷、意三国幼儿母亲心理健康的比较研究》
受新冠疫情及防控政策影响，幼儿母亲面临工作变化、生活压力、儿童照料等多重压力，这使其面临较高的心理健康风险。该研究采用网络调查的方式，纳入对象为0-10岁儿童的母亲，共调查中国样本922人、荷兰样本900人、意大利样本641人。采用10叠交叉验证模型，检验并比较了三国幼儿母亲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差异。结果显示疫情相关的压力和家庭冲突是影响母亲心理健康的共同危险因素，心理抗逆力是母亲心理健康的共同保护因素。此外，三个国家幼儿母亲心理健康模型具有一定差异性。在意大利，母亲的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因素；在荷兰，母亲的教育程度和失业与心理健康有关；在中国，孩子的数量、母亲的婚姻状况和祖父母对母亲的支持是降低心理健康风险的重要因素。此外，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高学历、高收入）和较差的身体健康状况与中国母亲较高水平的心理健康症状有关。本研究提示应该关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幼儿母亲的心理健康，筛查幼儿母亲中的高风险群体，向其提供家庭照料服务，这对于促进妇幼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微信公众号
原标题：《“疫情背景下的妇女与发展：挑战与应对” 学术研讨会专家观点集锦(三)：专题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