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问题也会被标签化
普通人也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到了公务员、机关干部那里，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就变得不普通起来。
王裕如曾经接待过一对从北方赶来咨询的男女，他们并非夫妻，却十分般配。两人都是公务员，并担任一定的职务。
女士气质高雅，自诉丈夫是经营饭店的，她与丈夫是“年轻时的选择”，如今她找到自己真正爱的人，却不知如何结束现在的婚姻，更不知如何应对由此引起的纷扰。
“其实，现在的社会对婚姻重组已经相当包容了，可婚变一旦发生在担任公职的公务员身上，人们的评价就会低很多，当事人更是顾虑重重。”王裕如说。
确实，人们很难辨析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的情感纠纷是出于真爱，还是掺杂着职务上的特权，就像一些人习惯性地把干部自杀与贪污腐败联系起来一样，他们的婚变也很容易让人产生更多联想。
除了那些抵御诱惑的心理博弈，他们的心理压力还来自于社会转型期对原有的工作模式、思维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不断完善的问责机制也让一些人压力大增。
比如周某，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领导要求他进行创新性管理，让他无法应付。“报道中说他觉得工作中处处遇到困难，同事们在背后笑话他。其实，这种所谓的被非议可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王裕如分析说。
“有些突发事件发生后，有的干部缺乏危机处理经验，自身也陷入了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王裕如说，“新闻媒体的发达，网络监督的兴起，使得官员不得不面对公众的审视和质询，有些干部擅长本职工作，但性格内向，面对公众时会感到不适应。”
“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不是担心工作出问题，就是怕人际关系没处理好，常常失眠。人还不到四十，白头发却生了不少。”曾有来访者这样向王裕如诉苦。
很多人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工作和应酬中，无暇顾及家庭，导致夫妻不和、儿女失教等一系列问题，也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普通人家的孩子教育也会出问题，但干部子女一出问题，就会被贴上标签。”
王裕如的一位朋友说：“我以前在机关工作，后来转到大学教书。我感觉，在大学当老师比当公务员舒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