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干部队伍中的一些不良风气，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根据笔者的理解，这里所谓的“病”，既包括作风上的、行为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当前，从严治党和从严治吏已经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面对这种形势，很多干部不适应，有些干部甚至出现心理上的问题，发生各种各样的状况，前不久，某市市委副书记因患抑郁症跳楼自杀只是其中一例。
当前，领导干部调适心理，认真做人、做事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宋代王安石在《洪范传》中说道，“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这就是说，做官要先修心治身，充实德行。
新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下的干部心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发生了可喜变化，但也必须认识到，社会变迁通常会带来人们心理上的不适应，无论是一般社会成员还是官员。
目前领导干部的心态可以概括为三种：厌倦心态。媒体报道的所谓公务员“退职潮”、个别公务员自杀、患心理疾病，凡此种种，虽不能以“潮”称之，但也不是个别现象，说是社会问题似乎也不为过。
挫折心理。一些官员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实也是一种心理不适，对自己曾经预期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感到挫折和失意。事实上，他们的感受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挫折和失意”，而是对过去那种不正常状况与现实状况之间差异的感觉。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写道：“社会问题起于文化失调，所谓文化失调，就是说任何文化都有它的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费孝通：“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社会问题》1933年第9期）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过去一些社
会成员把当官发财视为一条人生成功的通途，把当官视为人生梦想，这种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侵蚀着他们的灵魂，也侵蚀着社会。一些孩子从小学开始就通过贿赂当上班干部，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在社会学里这种文化通常被视为一种亚文化，即部分官员有着与社会不同的民德、民俗以及价值观念。一些贪腐官员以公共权力掠取社会财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花天酒地、出入会馆。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他们的行为会误导一部分社会成员盲目跟风，败坏社会风气。目前，这种文化正在被当官为民的文化取代，对于这种文化变异，一些人适应，也有一些人不能马上适应，于是就出现了官场中部分人心理失调问题。因为心理失调，一些官员离开公务员队伍另谋职业，个别官员出现抑郁等心理疾病，还有的甚至以自杀了之，等等。所有这些，不过是转型时期官场文化变异中部分官员心理不适的结果。
心理失调。文化变异与社会变迁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费孝通写道：“文化本是人的生活的方法。所以文化失调就在社会中各个人的生活上引起了相似的裂痕，反映于各个人心理上的就是类似烦恼和不安。这种内心的不安逼着大家要求解脱，于是就有所谓社会问题”。（同上）新的官场文化的引入导致原有官场文化模式的失调，于是产生了官员的心理问题及官场中折射出的社会问题。从严治党引起人们行为的改变，人们行为的改变使社会生态发生变化，社会生态的变化又使官场文化发生变异，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官场的任何变迁和变异都是相对于原初状态而言。从理论上说，这种原始状态称为文化的状态，是社会的静态，通常个别人认为的升官发财就是这种“原始状态”，或者就是“社会的静态”。现有的官场文化状态就是过去社会变迁的结果，亦是未来社会变迁的开端。研究官员的心理问题，势必从官场原有的文化状态开始。在当代中国，官场新常态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自身改革和公务员队伍的建设。目前，政府正在努力推进改革和加强队伍建设，使“党风廉政和反腐斗争永远在路上”。这将逐步建立起作为政府基本职能的公共服务的尊严和公务员职业所必须具有的公共价值，帮助公务员重新发现其行为的精髓和意义以及他们真正行为规范的理由。“随着这种服务意识和社区意识的增强，公共雇员感到自己更受重视并且更加有活力。在这个过程中，公务员也正在重新与公民联系起来。行政官员正在逐渐认识到他们许多东西要通过‘倾听’公众的声音而不是向公众‘发号施令’并且通过‘服务’而不是通过‘掌舵’才能获得。应公务员的邀请乃至强烈要求，普通公民又一次参与到治理过程之中。公民和公共官员正在以一种互利合作的方式齐心协力地界定和处理一些公共问题。”（［美］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