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文革”是诬陷成风、暴虐无道、丧失理性的时代,那时的权力无法无天,有无限的侵入性,弄得全国上下肃杀恐怖,人人自危,谁要想维护人的尊严,保有人的良心,做一个正直的人,他只有去自杀——像著名作家老舍一样去投湖,像翻译大师傅雷一样去吊死,像散文名家李广田一样自沉翠水……
这一切是否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原谅郭沫若在“文革”中苟且偷生的态度呢?在国家危机、人民倒悬之时,每一“匹夫”尚有赴难献身的责任,而大任在肩的郭沫若为什么可以逃避呢?他为什么不学习高尔基,不学习鲁迅?为什么没有勇气“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点燃它,照亮黑暗中的路”?弥尔屯——这个盲者还敢于向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提出“个人不得独裁”的警告;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还表现出“脱却乌纱帽,敢作南包公”的大无畏气概;普希金——这位曾在“这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宽恕和同情的伟大诗人,在沙皇的权仗之下,仍永不屈服、仍高高昂起他的头颅、挺起他的胸膛,愤然直言:“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个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面前。”而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胆量呢?“五不怕”的精神呢?誓词、宣言呢?逆境中更需要美德,更需要卓然高贵的品格,更需要我们敢于自我牺牲,他本人也表白过:“我不进地狱,谁进地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言既出,如不兑现,如果洪水一来,只知道抢船;树叶一落,作鸟兽散,将以何面目立于天地间?
总之,不管于公于私,于家于爱,于子女于亲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识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格亮点。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他缺乏个性,缺乏操守,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对环境总是一味适应。无论是新文艺主张的提出,还是对一些问题看法的改变,都是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这种适应,他变“为文艺而文艺”的思想为提倡“标语口号”,甘当“留声机”;为了这种适应,他在武训批判中违心地检讨;为了这种适应,他否定“百家争鸣”;为了这种适应,他对“言者无罪”的问题胡乱诠释。其他又如组诗《百花齐放》、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和难以数清的、言不由衷的讲话、文章、诗词等,无不是为了这种社会适应。适应成了郭沫若的主义,适应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学理念的第一准则。
郭沫若在职高位显之时,“也沾染了不应有的鄙俗、虚伪的感情和情绪”,(黄侯兴《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一如他自己所说,他经常虚伪造作、装腔作势,带着假面具表演。
他精神衰变、颓败、常处于自我抑郁、苦闷、惶恐和忧惧之中。他虽是文化名人,有时却显得分外怯懦,分外可怜,分外可笑。在他的身上你感觉不到还有青春火焰的燃烧,还有勃勃的生机存在;他的脉搏似乎停止了跳动,胸间也消失了波澜起伏的激情;他像海边的沙石,被无数次的生活潮汐打磨得棱角、特色全无。他对公理、对正义,对于社会的责任,太缺少热情,太缺少道义精神,我们如要在他的整个人格架构上觅得一根熠熠生辉的“骨头”,真是难上又难。
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确没有突出的建树,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可贵遗产;但念及他在文学、史学、考古、文字学方面做出的成绩,还是应以宽容的态度,把恩格斯关于歌德的名言拿来,就算作我们对他的初步认识和小小总结:“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甚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他“生存在不能不蔑视的生活环境中,然而他始终被围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环境里面。而且年纪愈老,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
这个评价,也许最能安慰郭沫若的在天之灵,因为他生前常以歌德自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