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郭沫若是不惜出卖朋友，不惜背叛爱情的，友情和爱情都被叛卖了！在这里我们觉得最可怜的、最可悲的、最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是不幸的、备受欺凌的弱女子于立忱——被人玷污了，亵渎了，自杀了，死去了，已经躺在坟墓里了，却又被挂着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招牌、头戴名诗人桂冠、大名鼎鼎的郭沫若抹上一把厚厚的、耻辱而又耻辱的黑灰。
于立忱在堕胎时，对她的朋友谢冰莹说的“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一个这么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这句话，无疑是指郁达夫被郭沫若拉进她的寓所里去这件事；同时也包含着对郭沫若整个人格面貌的品评。虽然话有点偏激，但从他自己写的这篇《断线风筝》中似可得到印证。
（五）“文革”中的人格问题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1967年8月25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此外，他对政局的风云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意着。1967年6月5日他看到江青权势上升，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和）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他对江青是这样，而对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也曾编《水调歌头》“狠批”过邓；（见1976年6月号《诗刊》）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他在这一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1978年6月4日《人民日报》）
（六）人格表现综述
以上诸多方面说明他不具有令人崇仰的伟大人格。如果把他与其他文化名人相比，则更显得不足和灰暗，使我们更觉得在他的人格表现中缺乏一种风骨精神，一种道德勇气，一种人格力量。例如：
——诗人拜伦，不怕丢掉贵族头衔，在英国议院勇敢地为失业工人辩护；
——站在野蛮而残暴的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虽已七十三岁高龄，还是坚定地大声说“地球仍然在转动”；
——法国作家左拉，甘冒被判刑、被罚款、被流放的危险，为普通犹太籍军人德雷斯特申冤，写下了为正义而呐喊的千古名篇《我控诉——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无情揭露法国军事当局制造谎言、陷害无辜的罪行，使这一臭名昭著的国家罪恶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十月革命后，正当彼得格勒逮捕几十位极为著名的俄罗斯学者时，正当知识分子被蔑视、排斥、甚至暴力对待，被塞进监狱，被置于“因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而变得蠢笨的白痴们的拳头之下时”，高尔基立即向列宁发出多封信件，表白自己的立场。他在信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站在他们（被捕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边，而自己宁可被捕入狱，也不参与——哪怕是默默地——对俄罗斯人民的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1919年9月6日致列宁）
中国也不乏此类光辉的范例。如屈原、谭嗣同、鲁迅等。特别是鲁迅，他在那大夜弥天、黑暗如磐的时代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脊梁精神，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永恒楷模；而郭沫若在类似的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
在这里，一定会有读者指出：“文革”十年是阴森可怖的十年，是暴戾无度的十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在人人都可能面临磔刑，天上地下都是刀刺的时代，我们怎么还能要求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去作上下翻飞的海燕，去斗天斗地呢？我们怎么还好嘲笑他是“风派人物”呢？不要太苛刻，我们应该宽容，应该为他留点灵活周旋的人生空间！但丁也曾为了得以从流放地回到故乡，而向皇帝膜拜，果戈理为了缓和同沙皇贵族的矛盾，不也在《死魂灵》第二卷中进行道德说教吗？就是我们之中的什么“家”，什么“战士”，“谥号”美妙得很，在那时不也三缄其口，或“装死躺下”吗？你笔者本人又怎样呢？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环境中，谁也不要自吹自擂，谁也不十全十美。英雄豪杰有几许人也，现在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是否有勇气敲敲自己的天盖，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你比得上郭沫若吗？况且，李一氓也说，郭沫若的错误是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