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郭沫若是不惜出卖朋友,不惜背叛爱情的,友情和爱情都被叛卖了!在这里我们觉得最可怜的、最可悲的、最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是不幸的、备受欺凌的弱女子于立忱——被人玷污了,亵渎了,自杀了,死去了,已经躺在坟墓里了,却又被挂着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招牌、头戴名诗人桂冠、大名鼎鼎的郭沫若抹上一把厚厚的、耻辱而又耻辱的黑灰。
于立忱在堕胎时,对她的朋友谢冰莹说的“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一个这么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这句话,无疑是指郁达夫被郭沫若拉进她的寓所里去这件事;同时也包含着对郭沫若整个人格面貌的品评。虽然话有点偏激,但从他自己写的这篇《断线风筝》中似可得到印证。
(五)“文革”中的人格问题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1967年8月25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此外,他对政局的风云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意着。1967年6月5日他看到江青权势上升,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和)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他对江青是这样,而对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也曾编《水调歌头》“狠批”过邓;(见1976年6月号《诗刊》)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他在这一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1978年6月4日《人民日报》)
(六)人格表现综述
以上诸多方面说明他不具有令人崇仰的伟大人格。如果把他与其他文化名人相比,则更显得不足和灰暗,使我们更觉得在他的人格表现中缺乏一种风骨精神,一种道德勇气,一种人格力量。例如:
——诗人拜伦,不怕丢掉贵族头衔,在英国议院勇敢地为失业工人辩护;
——站在野蛮而残暴的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虽已七十三岁高龄,还是坚定地大声说“地球仍然在转动”;
——法国作家左拉,甘冒被判刑、被罚款、被流放的危险,为普通犹太籍军人德雷斯特申冤,写下了为正义而呐喊的千古名篇《我控诉——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无情揭露法国军事当局制造谎言、陷害无辜的罪行,使这一臭名昭著的国家罪恶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十月革命后,正当彼得格勒逮捕几十位极为著名的俄罗斯学者时,正当知识分子被蔑视、排斥、甚至暴力对待,被塞进监狱,被置于“因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而变得蠢笨的白痴们的拳头之下时”,高尔基立即向列宁发出多封信件,表白自己的立场。他在信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站在他们(被捕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边,而自己宁可被捕入狱,也不参与——哪怕是默默地——对俄罗斯人民的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1919年9月6日致列宁)
中国也不乏此类光辉的范例。如屈原、谭嗣同、鲁迅等。特别是鲁迅,他在那大夜弥天、黑暗如磐的时代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脊梁精神,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永恒楷模;而郭沫若在类似的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
在这里,一定会有读者指出:“文革”十年是阴森可怖的十年,是暴戾无度的十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在人人都可能面临磔刑,天上地下都是刀刺的时代,我们怎么还能要求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去作上下翻飞的海燕,去斗天斗地呢?我们怎么还好嘲笑他是“风派人物”呢?不要太苛刻,我们应该宽容,应该为他留点灵活周旋的人生空间!但丁也曾为了得以从流放地回到故乡,而向皇帝膜拜,果戈理为了缓和同沙皇贵族的矛盾,不也在《死魂灵》第二卷中进行道德说教吗?就是我们之中的什么“家”,什么“战士”,“谥号”美妙得很,在那时不也三缄其口,或“装死躺下”吗?你笔者本人又怎样呢?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环境中,谁也不要自吹自擂,谁也不十全十美。英雄豪杰有几许人也,现在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是否有勇气敲敲自己的天盖,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你比得上郭沫若吗?况且,李一氓也说,郭沫若的错误是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