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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五大人格问题(2)

发布:2016-02-15 23:52 | 来源:第一健康网 |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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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三)婚恋家庭中的人格问题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某某某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