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开始，重庆嘉陵机器厂陆续派出很多职工前往全国各地支援三线建设。外公于1966年被作为业务骨干，派往山东沂蒙山区的小三线企业——山东民丰机械厂，外婆以及全家随后陆续前往。直至1983年，全家返回重庆。三线建设，于国，是宏大的战略规划；于家，是琐细的柴米油盐。在大时代的洪流下，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宛若汪洋中的一艘小船，从西到东，从东到西，冷暖人生，甘苦自知。
外公的调令来了
外公夏云辉出生于1913年，重庆沙坪坝区土主镇人。外婆杨明华，出生于1920年，比外公小7岁。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在四川乡间强行征兵，（重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四川的一部分，在外公外婆一代人看来，我们就是四川人。基于家庭的传统，本文对四川和重庆不刻意加以区别。）三丁抽二，二丁抽一，无一家可以幸免。唯一例外的是，如果家中有人在兵工厂上班的工人，则可全家免去抽丁。
年轻的外公在土主镇老家担任保长，眼看同乡亲朋被拉丁带走，妻离子散，于心不忍。加之家中兄弟众多，免不了要被抽丁当兵。为保全家里众兄弟，更为了不做拉丁的“造孽活路”，1938年，25岁的外公想方设法进入重庆嘉陵兵工厂（现在的中国嘉陵集团前身），成为一名冲压工。彼时，嘉陵兵工厂是国民政府在内地最重要的兵工厂之一，工厂里的工人社会地位很高，收入也相当稳定。
上世纪40年代，外公在嘉陵兵工厂站稳脚跟后，外婆进城，在沙坪坝的重庆纺织二厂工作。进城后的外婆，有感于自己一生不认字的痛苦，最看重的就是子女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关注，自此也成为整个家族始终如一的头等大事。
外公是个勤快人，聪明能干，乐于助人。嘉陵厂的很多老职工提起外公，都夸他是一个好人，“夏师傅一辈子待人诚恳，不害人，更不欺负人，总是替别人着想。”外公的徒弟这样评价他，“师父工作踏实、肯动脑筋，经常搞一些土洋结合的小改小革。在厂子里，一直是业务骨干。”
1966年，外公从重庆调动到山东时，工资标准是二级工，每月81元。在1975年退休前，外公先后有过两次涨工资的机会，但都被他让给了同事。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东面和南面，被美国军事势力重重包围，北面和西面面临苏联的巨大压力。1964年，毛主席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指示和部署。自1964年开始，嘉陵厂陆续派出很多干部和工人，前往支援湖南、陕西、安徽、山西等地的三线建设。
外公这一辈子，生活上听外婆的话，工作上听党的话。1966年，53岁的外公接到支援山东民丰机械厂的调令。民丰机械厂位于山东省临沂地区蒙阴县沂蒙山脚下，是重庆嘉陵机器厂重点援建的三线工厂。从嘉陵厂派往民丰厂担任厂长的山东人毕厂长以及其他几名从嘉陵厂调过去的车间主任们，向嘉陵厂提出调动外公前往支援民丰厂的要求，理由是新厂组建，为了尽快开工生产，急需生产骨干。
很多年以后，时任嘉陵厂人事科科长的陆兆林曾告诉舅舅，起初嘉陵厂方面并不支持民丰厂的要求，主要原因是外公马上快到退休年龄（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是60岁），去了山东，也工作不了几年。可是在民丰厂的多次要求下，嘉陵厂方面也不便再坚持，再坚持下去就是反对三线建设了，这个帽子谁也不敢戴在自己头上。
外公外婆一生，养育长大的子女共有四人：大女儿永芬、二女儿永芳（我的妈妈）、儿子永福、小女儿永明。
1966年前后，外公家里共有十口人，住在两间不大的屋子里。当时工厂推行七进七出新制度，即早晨7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为了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外婆放弃工作，回到家里。上世纪60年代，外婆每天早晨4点多起床，踮着小脚，步行近一个小时去嘉陵厂附近的双碑买菜，然后赶回家中，为全家老小做好早饭。
外公从山东带回来的猪肉和花生
外公在山东的日子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66年-1971年，外公一个人在山东度过了5年时光。第二个阶段：1971年-1983年，外婆去山东，外公外婆在山东共同生活了12年。
舅舅依稀记得，嘉陵厂和民丰厂都曾向外公做过承诺，先去民丰厂工作几年，等民丰厂工作进入正轨后，就把外公调回重庆。嘉陵厂方面也曾向外公承诺，就算没有办法调回来，也可以在退休后把户口迁回重庆。因为永芬姨妈和姨父已经在嘉陵厂工作，家里的其他孩子都在念书，考虑到当时三线厂的教育条件和就业条件，外公决定一个人先去。这一去，外公一个人在山东待了整整5年。
那5年里，每年春节，外公都会从山东回重庆探亲。那是一家人最欢乐的时候，而且外公总能带回大量当时在重庆很难买到的好东西。
第一样是猪油。外公会把加热冷却了的猪油倒进猪尿包中，每个猪尿包能装3-6斤猪油。每年春节，外公能背回十来个猪尿包。当年重庆，每人每月定量供应2-3两菜油。这些猪油，比一家十口人一年的供应量还多呀！
第二样是花生米。这是山东的特产。我小时候，外公每顿饭都会喝上一小杯白酒，配上几颗油酥花生，数十年未变。直到人生最后十年，因为前列腺炎，外公遵医嘱放弃喝酒。外公最爱喝泸州老窖。直到今天，我的家中依然常年备着泸州老窖，用来招待挚友亲朋。
第三样是冰糖。大坨大坨的冰糖，够一家人整整吃一年。
从山东沂蒙山深处的民丰厂到重庆歌乐山下的嘉陵厂，年近六十的外公，靠着两只手和一双肩膀，手提肩扛，硬是把一两百斤的紧缺物资带回了家。出发时，外公得先坐近十个小时的汽车到济南，再从济南坐一整天的火车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出发，在火车上颠簸个几天几夜，方能到达重庆。到重庆后，从菜园坝火车站到嘉陵厂，还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2013年夏天，我曾回到民丰厂旧址，在那儿待了整整一天。和老乡们聊天，聊到民丰建厂初期的情况。老乡们告诉我，民丰建厂之初，工人们没地方住。开始，工人们借宿在农民家中。人越来越多，农民家住不下了，后来的人就只能住在农家的猪窝了。再后来，厂里盖了瓦房，还因地制宜地盖了石头房子，工人们总算有了住的地方。老乡们说，工厂初建那些年，创业的工人们生活非常艰苦，只有粮食没有菜，即使是粮食，也常常不够吃。有些工人家里孩子多，一家人吃不饱，还发生过非常惨痛的悲剧。
外公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提过他当年是怎么弄到那么多的猪油、花生和冰糖。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大山沟里，为了弄到这些猪油、花生和冰糖，外公到底吃了多少苦？这一切永远成了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