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分布在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北京市符合中产阶层特质的人群约占总人口的15.9%，就业人口的30%；上海市中等收入阶层约占总人口的13.2%，就业人口的25%。根据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若以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等职业群体作为城市中产阶层，那么其在城区、镇区和农村的分布比例为39.8%、21.2%和12.0%，中产阶层在市区的分布比例远高于镇区和农村。中产阶层历来被视为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能否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既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高质量民主的前提。虽然当前中国特大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越来越高，但其是否能够作为“社会稳定器”仍不确定。特大城市物价水平总体偏高，而中产阶层一向注重生活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因此对于中产阶层内部比例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来说稳定的经济收入与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并存。由于住房、休闲和子女教育等生活负担沉重，他们不得不成为“车奴”、“房奴”和“孩奴”，“奴化生存”现象十分普遍。伴随经济压力而来的是焦虑的心理情绪，极度缺乏安全感和自我认同感。制度保障的匮乏导致中产阶层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因此，目前特大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尚无法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不利于形成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结构。（参见《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p1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
4.《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指出—— 我国汽车保有量或达到4亿辆
2014年9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发布会在京举行。现在，“行”的问题已成为百姓关心的焦点。作为一个流动的空间，汽车与固定的住房，形成对应的人类活动的两个空间。从生活流动空间角度看，汽车应当是越来越重要。在人类需求层次中，“行”的需求，属于中级层次。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为1.3亿辆，平均10人拥有1辆汽车，这其中包括货车、客车等，因此小汽车拥有量更低。按照小康生活每个家庭拥有1量小汽车标准，汽车保有量至少还需再新增两倍，达到4亿辆。现汽车年产量为2000万辆，按照小汽车平均使用10年计，现有产量仍需翻番，这其中尚未考虑出口外销量。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城镇化推进和人口大城市化趋向凸显，以及新农村建设，城乡汽车需求量仍将继续增大，而同期城镇规模至多还会在现有基础上扩增50%，因此车与路的矛盾会进一步加剧。因此，在路与车的矛盾上，企图从提高道路供给方面来寻求平衡点是徒劳的，必须明确从需求侧来考虑解决。为此，对大城市来说，毫不动摇地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建立健全的公交体系乃大势所趋。而家庭小汽车只能是改善出行条件的“奢侈品”和“应急品”，这已被国际先例所证实。（参见《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p1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
5.《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指出—— 当前房价治涨最重要，治高要慎重
2014年9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发布会在京举行。特大城市房价高涨快之治理对策，首要在于稳。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在平稳前提下的健康发展。暂不问房价高否，涨得快否，先稳下来再说。所以当前治涨最重要，治高要慎重。在市场操作层面上，房产的刚性需求与投资需求其实是不好区分的；投资也未尝不是一种刚性需求。房产的投资需求与投机需求更不易区分，就像金融领域一样，不能轻易讲哪一次操作就是投机的。（参见《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p157-15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
6.《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指出—— 国家扶贫重点应该由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
2014年9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发布会在京举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城乡一体化的逐步推进，我国的绝对贫困率一直呈下降趋势，温饱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得到了解决，然而在许多城市出现了新型贫困现象，特大城市表现尤为明显。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包括经济结构转型、福利制度转型、身份制度转型等社会基本制度转型而产生转型性贫困或结构性贫困；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增长速度长期超出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加上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使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难以维持多方面的支出需求，面对支出突发性问题，更难以应对，抗风险能力较差。新型贫困现象表现出的特征是相对贫困率和主观贫困率呈现上升趋势，这种贫困问题在特大城市尤为突出，它难以在短时间内被完全改变，其消除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这种新型贫困问题也为城市贫困的研究带来了新的难题，因为它是难以通过传统的仅依靠收入与支出设定的贫困线来反映的，而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整体城市贫困状况不容乐观，但特大城市中，北京、天津和上海在各项指标上都比我国整体城市贫困状况好，说明特大城市在反贫政策的执行下，相比其他城市起到了更好的效果，尤其是这两年北京、天津和上海提高了低保标准，基本解决了绝对贫困现象。从就业状况来看，北京市的就业状况较好，就业员工占总人口比重高，失业率低，因此贫困风险最小，在文化程度、抚养比、参保情况等方面北京市也具有着较好的优势。相反，重庆市在各方面指标显得差一些，这与重庆市县和县级市改区，市辖区人口迅速上升，而就业、参保等更方面工作尚未跟进有关。从其他一些特大城市的相关指标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城市还存在就业比重较低和抗贫困风险能力较低的情况。而这三类指标中，问题最大的指标仍在收入与支出方面，可见老百姓收入偏低仍是特大城市贫困的重要原因。（参见《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p1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