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掀起奇女子余美颜故事高潮的，不是报道，不是演戏，而是时新的电影，且主事者，乃同样有奇女子之称的广东籍影星杨耐梅。之所以会由杨耐梅来成就《奇女子》这一部传奇电影，有其个人的性格特质的因素，有上海的环境氛围，也是粤人独特的电影基本谱系所致。
在中国早期电影业中，广东人举重轻重。在为“广东文物展览会”所撰专文《广东人与中国电影》（1940年）中，当时的电影业大佬罗明佑说：“我们可以安全的说自最初的中国电影至最近的中国电影，悉由广东人领衔演出，情形恰当我国的革命……广东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是无匹的。”所言并无多少夸饰（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年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翻印，846-847页）。对此，法国当代著名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68页）一书中也指出，这是“由于广东人能熟悉当代世界的发展状况（这无疑应归功于他们与海外团体所保持的密切联系），所以他们往往能迅速地采用新技术，吸收新思想”。
杨耐梅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走上银幕的。由于富家独生女生活养成的乖张与豪放，加上与家庭绝裂后的“江湖闯荡”，以及同乡之感，使杨耐梅这个奇女子与余美颜这个奇女子容易“对上眼”——做出成立电影公司投拍处女作的创举。
其实，这么好的故事，其他电影公司也想过要拍，只是苦于找不到杨耐梅这么好的主演。如电影界大佬、著名洋场小说《歇浦潮》的作者、大中华百合电影公司总经理朱瘦菊就说，他的公司的导演们也曾纷纷建言拍摄，但他觉得“奇女子之奇，不奇于放浪形骸，广罗多士，而奇于其能冒天下人之不韪，毅然为所欲为，不以人言为依违”，这种人物，如“古人谓灵气所钟，不作大圣大贤，便为神奸巨猾，不为忠臣节妇，乃成名优名娼，以宣泄其胸中郁郁不平之气；所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种角色，远不是一般的演员所能胜任的。确而杨耐梅，“系出旧家，聪明好学，顾所偶非人，平居郁郁，脱幅既占，乃得暇电影以宣泄其胸中不平之气，盖亦奇女子一流人物”。因此，她来主演，“堪云铢两悉称”；她的公司来拍，自是成功底定（朱瘦菊《述杨耐梅》，《北洋画报》 1928 年第五卷第两百四十六期，二版）。
《申报》则从另一角度佐证主角人选之难得——当时国中不多的几个实力派女明星如张织云、宣景琳等，嫁人的嫁人，息影的息影，只剩杨耐梅与毛剑佩二人尚活跃于娱乐界，而毛又正移情京戏，因此，唯余的大牌影星杨耐梅，自然是惹起万般期待，“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杨耐梅新片今日开映》，《申报》1928年9月27日，二十四版）。
由于电影《奇女子》的拍摄，无论是出于影片宣传还是舆论的导向，对余美颜的评价愈趋正面。如干白的《记〈奇女子〉》（《申报》1928年6月14日，十二版）说余美颜天生奇才，诚不能以常人目之；《奇女子》亦香艳，亦浪漫，然在描写香艳浪漫之中，皆含有悲剧的暗示，关系于社会教育甚大。旬月之后，又再撰文作进一步的申说（《为奇女子说几句话》，《申报》1928年7月12日，二十一版），于杨耐梅及余美颜可谓“有情有义”。
其中鼓吹最力者，则非另一广东人、后来的大导演蔡楚生莫属——当然，蔡刚赴上海发展不久，且任该片副导演，怎么鼓吹都是应该的，即便如此，我们从中也可看出蔡的价值取向及才华表现。他先在《新银星》1928年第二期刊发的《余美颜：水银灯下之奇女子》，对余美颜的评价可谓“再创新高”：“美颜真不可多得之奇女子也……其所以成为奇女子者，在在均为此黑暗人世间之旧家庭，恶社会……等所造成，而彼向此黑暗人世间之冲突，正具勇敢与牺牲之精神，而有不可埋灭者在。其勇于冲突，与迅于觉悟，实非常人之为。”堪称反封建的烈女！杨耐梅之拍烈女故事，自然也值得大力表彰了：
于此艺术暗晦之时期中，毅然以兹新旧潮流所冲激演成之大悲剧——奇女子——摄为影片，诚可谓有心人也。盖其剧旨虽为描写美颜事实，而其重心乃在揭发社会之罪恶，间虽少及浪漫之处，维其写浪漫也，乃益见美颜之出于孤愤，而昭示此人世之绝望，将使观众见银幕上之美颜，而了然于其死，乃为时代潮流而牺牲，而迥异于常人之死，其描写社会内心能为是之彻也。故不特无诲淫之弊，而其含教育性亦至伟大。
随后又在北京《世界画报》头版撰文，一反坊间以杨耐梅感于奇女子余美颜事而成立公司筹拍影片的传闻，说她是“因感于国产影片之不振，乃思作一鸣惊人，春间遂自办耐梅公司于海上，会广东奇女子余美颜投海自杀，女士以其事之新奇惨痛，乃决摄为该公司处女作”，如此又抬高杨耐梅及此片在当时及电影史上的地位，并表彰剧本，乃“经大剧家以艺术手腕，删繁就简，制为曲折入胜，不落平淡”（蔡楚生《杨耐梅与奇女子》，《世界画报》1928年第一百五十期，1页）。
从《申报》刊布的剧情看，确实不同凡响。先突出于美艳（余美颜剧中之名）在婆家被横施挞楚的不幸遭遇，从而使其出走具有十分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所谓“鼓其勇气逃出此万恶之家庭”。此时，正好其家婆被其恶侄毒害，嫁祸于她，遂遭无妄牢狱之灾，性情由是大变，“出狱后乃一为人所不敢为，以与此恶社会作不惧的冲突”。尽管如此，却得以巧遇不计前嫌、情深款款的邹文澜，因而摈弃铅华，力改前辙，两情缱绻中共盟白首，却又遭邹父棒打鸳鸯，复兼误会，悲痛之余，遂遁庵为尼。邹后往寻，又被庵方误为社会上人，反将于逐出，至此可谓尽断其生路（《耐梅公司新片奇女子之一幕：耐梅公司新片奇女子本事》，《申报》1928年10月9日，二十四版）。如此改编，较其本事，情节更集中，冲突更合理，立意也更高；后人再叙余美颜故事，更多有引剧中事以为实事者，可见其影响。
杨耐梅所饰余美颜之剧照（《上海漫画》1928 年第25期，2页）
但对这一改编，著名作家周瘦鹃看过电影后，在《上海画报》头版头条发文，却是有赞有弹。当然先赞主创人员，无论主演杨耐梅、导演史东山（应该提一提副导演蔡楚生才够眼光）、摄影石世盘，“皆个中老斫轮手也”，但又嫌其轻描淡写，对这一“久已脍炙人口的荡佚飞扬的故事”刻画未能尽致，“必须加以更热烈之点染，始称其为人”。一些配角，更嫌表现不到位。如与余美颜并称四大天王的另外三人，“但见其憧憧往来，言笑不苟，似与荡妇女之个性，相去远矣”。对电影以孤坟丰碑为结尾，周文澜与邹可成并立墓前作凭吊状，也颇不满，认为还不如摄一海景，较为含蓄——“余美颜之死，尚在疑似之间，则此一片大海，滚滚长流，自弥足耐人寻味也。”最夸奖的，乃是电影放映之时，杨耐梅间中登场唱主题曲《忏悔词》——玄色背景，圆月中天，下烛孤树，槎枒有奇致；杨耐玄衣长裾，凄婉绝伦：“蜂蝶忽来清净地，无边佛法竟无灵，向前前无路，退后后无门，哎呀，你叫我这畸零人，除了茫茫大海何处去藏身。”（瘦鹃《银幕上之奇女子》，《上海画报》1928年第四百零二期，1页）
以此，亦可知周瘦鹃先生才是真正的老斫轮手，识见高明，洵属公允，也堪称现代电影批评史的佳构。文中所说的《忏悔词》，也同样是现代电影主题曲中的佳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