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生杀大权”的压力也可想而知。“如果门诊是公安局，放射室、B 超室是检察院，那病理科就是法院。病人得的是不是肿瘤？是良性的肿瘤还是恶性的？这个裁决是由我们病理科来做的。”周先荣这样形容自己的“战场”。
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全国各地来求诊的疑难杂症、妇科肿瘤病人特别多，而病理科的报告将直接决定病人的治疗方案。任何错误的决定，都会让患者付出代价。
“To be,or not to be的选择对于哈姆雷特来说是生存或者死亡，在我们病理科，每天都要遇到为患者做出这样的抉择。”
压力，不仅仅在做出诊断的那一刻，因为这个判断关系着患者的生命，它还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患者的病理标本会永远保存。“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病理报告出来之前。报告出来后，鼠标点了发送出去，那就是泼出去的水。”
“优秀的病理科医生太少了”
“很累、很脏、很苦。”周先荣用六个字形容病理科的工作。
“我们的年轻医生从早上8点到12点，整整四个小时要站着取材，现在条件好了，福尔马林的味道不是很重。到了晚上开会，还要业务学习，但他们收入却不高。”
这份整天要面对病人的器官组织的工作不仅又脏又累，成长周期还特别长。
一位病理科医生工作5年只能出最简单的报告，10年才能独立出复杂的报告，要想发现疑难复杂病例，可能要20年的磨练。很多人根本坚持不到那个时候就放弃了。
有一位同行曾对周先荣说，做医生做到五十岁才真正有感觉。周先荣深有同感，到了这个岁数才能培养一种非常敏锐的感觉。而这种敏锐只有靠年头历练。
在周先荣的带领下，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的病理科成为了全国妇科病理领域的领头羊，同行遇到难题，都会想到让红房子医院病理科“再看看”。
在中国病理网上，周先荣自称“农夫”，“挑水担柴观日落日出，犁田锄地迎春去秋来。”是他的网络签名。在全国的病理科医生里，知道“农夫”的，可能比知道周先荣的人还多。他在全国各地的培训班上讲课时经常说：“有疑难病例的，寄给我，free！（免费）。”于是，他每天总有看不完的片子。
而每次只要有周先荣讲课的学习班，都会吸引全国各地的医生慕名而来。周先荣感叹，优秀的病理科医生太少了，远远不能满足病人的庞大需求。
“而且优秀的病理科医生大都集中在大医院，这是导致基层医院看不好病的一大原因，一家医院的医疗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院病理科的诊断质量。病人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只能到大医院去，这就造成了大医院的拥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