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武清区以外，静海区也是直销企业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公开报道显示，自2008年至2014年6月，静海区工商、公安机关累计集中开展打击传销行动近 400 次，累计取缔传销窝点1300个，解救被限制人身自由人员300名。
“经济ke”援引某反传销人士的话，解释传销在天津集中的原因：从地形来看，天津郊区主要由农田和民宅组成，对于传销组织来说，这样的环境便于隐匿，也便于监禁；而静海东邻天津滨海新区，武清以西则是北京通州区，都有大量急于找工作的大学生，容易招揽这些人。
张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天津之所有沦为中国的“传销圣地”，有历史渊源，区位优势、交通便利、以及现实背景等多方面原因。
相对大多数省份，沿海的优势让天津更早接触到传销概念。而早期直销(或传销)企业在天津落地、发展壮大后，又为当地类似组织培育了大量“人才”。
天津权健总部的一处外墙上的标语：我们努力一时 她们幸福一生。
天津早期的直销企业中，以天狮集团为代表。资料显示，该集团是一家横跨生物科技、健康管理、酒店旅游、教育培训、电子商务、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诸多领域的跨国企业集团。2018年8月29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天狮集团排名第214位，在天津民营企业中位居第3，董事长李金元被称为“津门首富”。
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以来，以“天津天狮”名义进行的活动，引发各类刑事案件达2781例，共致155人死亡。
早期，很多人从天狮集团中“学艺”后选择独立门户。多个信息源证实，权健集团老板束昱辉早期就在天狮从业。权健成立后，多名天狮员工也跳槽到权健任高管。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早落户天津的这些直销(或传销)企业，以及从中分流的其他企业，培训的“徒子徒孙”越来越多，他们不停耕耘着天津这块土地，使得这块土地越来越适合做直销(或传销)。同样是传销，在天津的接受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说服人加入的成本也要小很多。这样的环境，又容易吸引其他的传销从业者，这样天长日久，形成了恶性循环。
除了历史渊源，天津区位优势也很明显，离北京较近，交通发达。这既便于传销组织更快地接收信息，也便于外地从业人员来“培训学习”。传销企业发展壮大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会要求学员不断外出学习培训。
张阳介绍，中国有“南派传销”和“北派传销”之分。南派以广西北海为中心，北派以天津为重灾区。相对而言，南派传销强调以资本运作为主，以自愿为主；北派传销则在洗脑过程中常伴有非法拘禁、殴打等暴力控制。
他称，近年来，南派传销组织也不断向天津转移，东北的一些零散的传销组织南下时，也往往落脚天津。
张阳认为，除了上述因素，一些现实因素也是天津出现传销聚集的背景。在这类企业发展早期，当地监管部门对其危害认识不足，预判不够，疏于管理。待其发展壮大后，又在政绩上对其有了依赖性，对其打击的内生动力不足。
《2017年度直销企业发展及监管情况分析报告》提到，国内直销企业2017年共招收直销员5276361人，同比增长60%；直销培训员2888人。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工商资料显示，权健公司是天津的纳税大户，2016年纳税金额为1.23亿元，2017年纳税总额1.47亿元。
武清开发区大部分工厂门口并没有太多门店，但在权健周边却有不少饭馆和生活用品的店铺。一位曾在权健工作的直销人员提到，每年从各地被带到权健总部参观的人特别多，开会期间权健集团人山人海，这些人来到当地需要吃、住、行，会带动周边很多产业的发展。
天狮不仅有保健品、化妆品的直销，旗下业务还有天狮学院、奥蓝际德酒店等产业。在天狮位于武清的产业园区可以看到奥蓝际德温泉度假酒店、国际酒店与商务酒店。
天津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2015年直销行业发展报告》提到，截至2015年底，天津市的直销服务网点694个，直销员68869人，直销培训员73人，年度经营总额1516541万元。
天津市工商联在全市民营企业中每年都会开展“健康成长工程”活动，在今年的评选中，康婷、权健入选“2018依法纳税100强”，排名分别是第2、13名。安利天津分公司是“促进就业100强”的第一名，权健、天狮、康婷、安利也入选“社会责任(捐赠)100强”。
而在另一方面，传销企业对公关尤其是政府公关，相比其他行业需求更为强烈，这表现在对当地重要项目的支持上，也表现在对主管官员个人的公关上，这些因素都使得在打击这类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地方政府不够坚决。
1月6日，央视发表评论称，位于天津武清区的“直销一条街”，在所有人的目光下，一直火爆到这次联合调查组进驻权健，特别是公安部门出面查处后，才告“一日关门”。不得不问一句：是谁，在涉嫌传销的小火苗刚刚起来时，不但不迅速扑灭，还为它挡风遮雨，让其火势蔓延至今，烧坏市场，烧出人命，几成尾大不掉之势？
“不得不说，有关部门并没有因为传销出现的新变化而提升监管理念和手段；更不得不承认，还有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利用监管手段的落后和模糊地带，客观上已经沦为传销行为和传销组织的保护伞。”央视如此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顿传销行为，当地监管和执法部门还要提高传销人员和其机构的违法成本，降低其违法收益，确保他们的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另外要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确保维权收益高于维权成本，解决消费者“为了追回一只鸡，杀掉一头牛”的问题。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坤明，高峰、张阳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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