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自办医院，不少民营医院经营者还将目光投向了公立医院，采取变相的买断、联营方式经营。相关资料显示，目前，一个投资者要建立营利性医疗机构，三年之后要交33%的增值税、5.5%的营业税，如果能“寄生”在公立医疗机构内，税款就可以逃避。
“大家矛头都指向它，总体来说并非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发展，基本模式较类似。”曾长期从事医疗领域报道的电台记者丁女士表示。
另一方面，民营医院从业者本身却常自称“弱势群体”。 缺乏国家政策扶持、税收偏高、医保门槛等都是投资者的“心头之痛”。出于多方面考虑，好医生往往不愿意去民营医院任职。
广东韶关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科肿瘤专家就曾数次被邀去民营医院担任要职，但她对于这些机会均婉言谢绝。理由是在民营医院工作，个人需要承担很大风险，且风险与收入不成正比。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中小投资者与以詹氏为代表的家族投资者，在民营医疗领域的命运大不相同。那些自觉无助的往往是中小投资者。对他们而言，民营医院的经营正变得日益艰难。在莆田，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本刊记者：这两年投资医院亏损的人也很多。而当地一名姓郑的小伙子表示：家族投资者已在该领域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比如与电视台达成协议，只许播出他们旗下医院的广告。他两年前就曾与人合资，双方各出资50万元左右去江西开办医院，但是因为无法与庞大的家族投资体系抗衡，他亏损了三四十万元，最终黯然退出。
除了参办医院，詹国团们还将触角伸向了上游的医疗器械、医药物流等产业，大有将整个产业链的利润揽入囊中的态势。对此，陈晓兰医生说：“这太恐怖了。”
中国的民营医院至今日已走过了约20年的历程，“郎监管”并不看好詹国团们的前景。
“如果这些莆田人真的开始规范经营，您觉得能洗清原罪吗？”本刊记者问。
“这个假设性太强，我不想对他们提任何建议，就事论事。”
郎咸平表示：“我们都是没有权力的人，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呼吁，让有权力的人来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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