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睿 赵冠军 李梦军
第三次分配最早是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其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一书中提出来的：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侧重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将慈善事业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框架，提出了“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的重大命题，将慈善作为分配制度的组成部分，提升了慈善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对这个重大命题作了阐述，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明确了现阶段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功能和定位，也为未来慈善事业的发展和更好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表明执政党对慈善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慈善事业寄予厚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慈善法》构建了制度框架、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慈善事业规模持续扩大，不仅在教育、医疗、助残、养老、救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还在社会治理、社会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脱贫攻坚战等重大战略任务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重大事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诸多原因，慈善事业在进入社会领域发挥作用方面还遇到不少障碍，如社会认知度不高，专业能力需要培养，社会募集资金增速有限，参与社会治理的水平也有待提升。这样的现状既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需要在体制机制、政策建设等诸多方面不断改革创新。
一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科学论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体现出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企业家的崛起、社会问题和价值观方面的重大变化。
第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2020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亿增至的101.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突破1万美元，成功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如今，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大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强国。中国工业增加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621.4亿元增至2020年的31.31万亿元，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亿增至2020年的9亿，城镇化率达63.89%，中国由此初步完成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在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带领中国从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促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二，企业家群体崛起，快速融入了造富过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活力也进一步被激活，为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提供了经济社会环境。政府对私有财产保护机制的完善也为企业家的财富积累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中国企业家也在努力抓住时代机遇，融入了中国造富的整个过程，2020年中国内地超级富豪人数达到了389名，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上榜的中国富豪的财富总额折合人民币7.9万亿元，占上榜企业全部财富总额的15%，占2019年中国GDP总额(98.65万亿元)的8%。
第三，财富的不断集中，积累了社会问题。财富的不断集中，导致中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系列复杂而系统的社会问题正在产生。其中，最为显著的社会问题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18上升至2019年的0.465，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另外，越来越少的人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财富。WIDWORD世界不平等数据统计显示，2019年中国前10%的财富拥有者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41.4%，其中前1%的财富占比为13.9%。除了贫富差距，新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区域差距、留守儿童等问题也在不断凸显，中国社会的压力在不断增大。
第四，以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蔓延，利己主义得到扩张。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流价值观。越来越热的金融资本由于过度追求短期利益回报，导致部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考虑社会成本，对于基础研发和核心技术的投入不足。欧盟公布的《2020年全球企业研发支出2500强》报告指出，2019年中国企业的研发总支出为1188亿欧元，仅为同年美国企业研发总支出(3477亿欧元)的34.2%;2019年中国营收前10的医药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9.78%，远低于美国14.71%的投入占比。而大众的价值观也正在向金钱利益导向快速蔓延，利己主义盛行。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冲突凸显，“极度个人化”的互联网思维斩断了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思潮畅行，正如钱理群所说，大众对外界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都有待提升;同时，消费主义势不可当的消费者经济成为年轻一代追逐的生活方式，“算法”主宰思维，消费主义破土而生，社会也由此变得越来越冲动。
二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文明程度不断发展的选择
第三次分配凭借其在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形势和优势，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应对挑战与发展的重要组成举措之一。
首先，从国家发展来讲，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第三次分配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92年，邓小平精辟地把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15年，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从而实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党和政府不断结合时代特点完善着对共同富裕的表述，提高着第三次分配的政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