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A 股的药企很热闹。
曾经的白马股康美药业宣称，由于会计处理存在多处错误，2017 年货币资金多计了 299.4 亿。
一起花费 650 万美元让女儿上斯坦福大学的舞弊案，牵扯出步长制药董事长后面的赵氏家族。
赵太太称自己被中介辛格骗了，而斯坦福则表示没有得到 650 万美元，通过辛格的基金会来斯坦福帆船计划的总金额为 77 万美元。
一个收割了 A 股股民，一个被中间商赚了差价。
这是药企得了一种病，一种习惯了旁门左道的病。
药企的病由来已久，21 世纪初开始，医生与药企之间的回扣事件不断地被曝光，直到 2013 年，由上海临江国旅被警方调查而进入高潮。
这家几乎没做过任何旅游业务的公司，年营业额却从成立之初的几百万元飙升到数亿元。
查下去，就牵扯出了一条跨国药企利用旅行社的渠道行贿的商业贿赂利益链。据报道，这条行贿链条，上至工商、物价、人社等职能部门，下至中国基层医院、医生。
贿赂资金哪里来？当然是买药的人。
以葛兰素史克销售的贺普丁为例，真实成本为 15.7 元，在中国的出厂价是 142 元，在韩国只有 18 元，在加拿大不到 26 元，在英国不到 30 元。
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医药界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是药企带金销售的一个转折点。
据恒大研究院的一篇文章表示：2014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药企的销售费用主要有六大流向：公关招标机构费用、公关医院相关负责人费用、医生回扣、医药代表提成、逃税洗钱（过票）成本、统方费用。
其中公关招标机构、公关医院相关负责人和医生回扣分别对应招标环节、医院采购环节和处方销售环节，利益进行三次重新分配，且医生回扣占比超过一半。
在 2000 年前后，医药代表赚得盆满钵满。当时民间形容这一行业的暴利为：" 劫道的不如卖药的 "。
2016 年 12 月 24 日， CCTV-1 和 CCTV- 新闻频道滚动播出了《高回扣下的高药价》专题调查。这是关于上海、长沙 6 家知名医院和百余名医药代表之间收药品回扣的暗访新闻。
在暴利面前，一件事的热度过去，那些见不得光的行为就移到更暗的角落里。
步长制药和康美药业的壮大的过程中，行贿都没有缺席。
上世纪九十年代，诸多外国药企进入中国，成立合资企业，大量中国本土药企也开始成长。
在步长制药的故事里，1992 年，27 岁的赵涛和父亲一起去新加坡出席 " 中医与针灸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主办方安排赵涛针灸治疗的现场表演：30 分钟后，赵涛竟然让瘫痪 6 年的病人神奇般地站起来了。
从此以后，赵涛多了一个 " 中国神医 " 的称号。而赵涛用自己的高超医术，90 天赚了 90 万美元。
第二年，他就回国创业，成立了今天的步长集团，新加坡的神奇故事还在继续。
据《楚天金报》报道，赵步长冒着生命危险、遍尝蝎子等毒虫药物研制出的 " 步长脑心通 " 胶囊。
1994 年，公司的销售收入突破 500 万元，1995 年，5000 万元，1996 年，5 亿元。
但 1998 年，国家启动医保战略，" 脑心通 " 未能进入医保药品目录，销售大幅下降，步长制药的应对方式是加大广告攻势。
但真正让脑心通胶囊走上辉煌的，是另一件事：脑心通胶囊 " 从地方标准升为国家标准 "。
直到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曝光，牵扯出一系列行贿者，这其中包括步长集团创始人赵步长。
康美药业的名声大噪比步长制药先一步到来。2001 年，刚刚成立四年的康美药业成功上市，上市初期，康美药业市值为 8.9 亿元。
直到后来，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局长李量受贿案中，披露了他曾为康美药业、乐视网等 9 家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或上市提供帮助。
2012 年，《证券市场周刊》、中能兴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披露了康美药业在土地购买和项目建设上，涉嫌累计至少虚增了 18.47 亿元的资产，这个数字几乎是康美药业 2002-2010 年 9 年净利润的总和。
但不到一个月，央视《新闻联播》上出现了一则 " 中国康美中药材指数发布 " 的短讯。
康美药业又稳了。
作为听故事的人，你压根不知道那些神奇的故事里，有多少真实被金钱掩盖了。
裁判文书网显示，从 2015 年到 2018 年，步长制药至少七次卷入行贿受贿中，因其在药品推广过程中带金销售。
康美药业第五次卷入行贿事件，包括证监会监管发行部门和广东省食药监局的干部等。
当药企拿出真金白银去行贿的时候，需要付出的是更多的销售成本。
2018 年，步长药业的 " 市场、学术推广费及咨询费 " 为 74.86 亿元，同年研发费用仅为 4.8 亿元，其中委外研发费 3.34 亿。
天价推广费用，最终承担成本的将是老百姓，而药品的 " 天价推广 " 意味着可能存在灰色利益链条的可能性。
根据 Wind 资讯的数据显示：医疗保健行业 290 家医疗保健类上市公司中，2017 年销售费用高达 1772 亿元，销售费用最高的前十大公司包括步长制药、上海医药、复星医药等公司。
中国药企的销售费用，往往体现在招标环节、医院采购环节和处方销售环节。
2017 年初，监管部门全面推行了 " 两票制 "，初衷是 " 去掉中间环节，挤压药价水分 "。
" 两票制 " 之前，制药企业将药品直接以底价销售给代理商，代理商们按照各自的利润空间会进行层层加价。" 两票制 " 之后，指药品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再开一次发票。
少了中间商赚差价，药企的销售费用却增长了。
原因很简单，药企不得不将出厂价 " 高开 ", 将原先给各级经销商的返点费用也体现到营销费用中。
2018 年上半年，多家药企的销售费用上涨超过 50%。表面上的广告费、学术推广费等，实际上是通过 CSO（咨询、信息服务等营销外包公司）虚开的发票，成了医生的回扣。
2017 年 11 月，中美上海施贵宝被披露支付一内科主任参加 " 欧洲心脏病学会 " 往返英国伦敦的商务舱机票费用共计人民币 57095 元。
而另一家药企泰凌医药，则以 " 会务费’‘推广费’等名义出账后由在职医药代表以会议赞助、科室聚餐、赠送礼品等形式给付至医院相关科室及其相关人员。
步长制药披露的公司 2017 年营收规模增长而净利润下滑的原因中，也有受到两票制的影响。
那些省去的营销环节，也阻止不了药企行走的一贯的轨道上。
这是一个怪圈。药企走进来，出不去。
2001 年以来，我国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招标采购机构实际掌握着药品定价权且 " 只招标、不采购 "，这是腐败盛行的一大因素，毕竟医院在卖药方面，有着垄断的权利。
垄断之下，钱是能挤走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