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道光元年（1821年），京师两度爆发瘟疫，民众多患吐痢而死，清代温病学派（明末以来在南方逐渐兴起，以研究外感温热病为中心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吴瑭(1758~1836年)素怀悲悯之心，他披览医书，特制“霹雳散”，活人无数。道光十一年（1831年），吴瑭听闻东南数省大水，民死无算，登时为之痛哭咯血，忧心忡忡。友人赋诗云：
“我乡有高士，观物提鉴衡。入世蓄真气，七十如孩婴。感怆民疮痍，血泪相和倾。热心报古痛，岂曰生命轻。我闻三太息，位贱犹怦怦。”
疾病时有 命悬于医
清代医家胡廷光（清嘉庆年间编著《伤科汇纂》一书，列各类理伤药1000余方）有言，“医道乃仁术也”。“医乃仁道，医乃仁术”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于医学的经典表述。
清代医者对病患的重视，还体现在诊疗过程中。乾嘉时期医人陈念祖(1753~1823年)，“每诊一病，必半日许，才出一方。有难之者，其言讷讷然，如不能出”。王士雄（1808~1868年）则“每临一证，息心静气，曲证旁参，务有以究乎病情之真而后已”。可见其诊疗慎之又慎，无不为病人性命考量。
晚清医家黄宽（1829~1878年）为人治病，一片热忱，即使在饭时遇有病者，立即应诊。遇危重病人，常终夜不归，寝食皆废。遇有极贫苦者，亦慨然解囊，“助以药饵之费”。光绪四年（1878年）秋，黄宽项背发疽，病情堪忧，而恰逢英国领事夫人难产，家人力劝其不宜出诊。黄宽不忍弃产妇母子于不顾，毅然赴诊。“吾疽纵剧，只损一命，妇人难产，必戕二命，讵能以爱惜一命而弃二命于不顾耶？”黄氏归后病情恶化，寻病逝，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清代医家有云：“病人之病，赖医人之医。”“医人”既为医者职分所在，医者掌握精道的医术，则是其行医济世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清代医家对自身的要求 。中医名家陈虬（1851~1904年）有言，“疾病，人所时有，而命悬于医。医关人之生死，而道贵精。”许克勤（约1847~？）亦言，医者“必先晓医道，方能为人所悦”。正是因为“医人”乃人命关天，“上则帝王、宰辅，下及庶民，有生死之寄”，故而古今医家秉持一以贯之的责任意识与人道精神，无不强调为医者术在专精的重要性。清初名医张志聪（1616~1674年）曾教导门生曰：
“时俗相沿云‘行医全凭时运’，予以为不然。诸生来学，当苦志读书，细心参究，庶可免庸医之责。若凭时运，则何业不可为，而习此苦难之事！设杀一不辜，而救百人，其功不能赎罪。盖救人乃医家分内事，况多有病之轻者，有病之能自愈者，或病虽剧而可救者。”
在张志聪看来，行医切忌心存侥幸，置彼人性命于不顾，唯有悉心学习，精湛业医，才能不蹈庸医覆辙。乾隆朝宫廷御医徐大椿（1693~1771年）《医贯砭》有言，医之为道乃救人之死，“而今之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之计耳”。徐氏批评部分医者学艺不精，枉执救人之义。
医学作为一种科学，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理想。名医程国彭（1662~1735年）在《医学心悟》中指出：“医道至繁，何以得其要理，而执简以驭繁也？余曰：‘病不在人身之外，而在人身之中’。”程氏所言，指明医人的重要性，即医者不应仅关注疾病，更要关注患者本身。从“医病”到“医人”，清代医家人道主义的医道观，以尊重和关心病患的生命安危为前提，同时强调医者应谨慎对待医学事业，不辱使命。医学关注人道的济民情怀经过不断发展，促成了其“经世济民”思想的进一步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