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高帆也提醒，去海外代孕，一是不能贪便宜。海外医疗费用昂贵，如果中介开出低价，不合理也不合法。第二，也不能把美国想得太好，中国人的体质对美国饮食很难适应，中西方文化不同，这些差异都要有心理准备。
■记者观察
代孕合法化言之尚早
有数据显示，我国实际不孕不育发生率超过15%。其中部分夫妻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自己怀孕。随着生殖辅助技术的发展，代孕成为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既然代孕有需求，那么为何要“禁止代孕”呢?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指出，代孕存在非常复杂的伦理争议，从伦理和经济角度而言，代孕合法化，在现阶段的中国仍不宜实行。
董玉整院长介绍，根据精子和卵子来源不同，代孕至少可以分为四五种，其中产生的伦理问题相当复杂。普通的代孕，是精卵来源于夫妻，找第三者当代孕妈妈，这里面关系比较简单。有的代孕，是夫妻一方无法提供健康的精子或卵子，需要第三方捐精或捐卵做试管婴儿，再找人代孕产子。
而最极端的代孕，是夫妻精卵均需要购买或捐赠，利用第三者怀孕生子，生下的孩子从血缘上来说，跟法律意义上的父母没有任何关系。英国目前还允许当母亲卵子有问题时，找到其他女性捐献卵子，将卵细胞核提取出来与母亲卵子合并，这种第四代试管婴儿技术下的产物，如果再加上代孕，理论上孩子有三个“妈妈”。
生殖辅助技术的发展，导致下一代血缘关系复杂化，在这个背景下，如何界定伦理呢?董玉整院长指出，所谓人伦，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没有血缘关系，亲情如何建立?人与人之间，上下代之间，社会关系如何处理?孩子的身份认同会否出现问题?极端的情况是，假如代孕生下的孩子发育不健康，出现反人格现象，父母会不会虐待他，遗弃他?没有血缘关系基础的感情，会否在现实面前更加不堪一击?另外，涉及捐精捐卵代孕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心理认同和社会认同也容易有问题。
而从经济角度考虑，目前代孕费用昂贵，普通人难以承受，服务的主要是小部分高端人群。如果法律上不加以限制的话，代孕容易成为一个临时工作、赚钱工具，“人”就成了一个交易工具。
董玉整院长指出，代孕合法化，要解决允许什么样的代孕，允许哪些人实施代孕等等问题，要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帮到确实有需要的人，防范高尚的行为变为经济的、下流的行为，防止代孕向交易发展。“是否放开代孕，要以人为核心考虑，不能以技术或经济为核心，应该按照“科学、文明、和谐、有效”的八字方针，使用生殖辅助技术，提高维护人的尊严，更好地发展人，而不是把人物化。”董玉整认为，代孕合法化，在现阶段的中国仍不宜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