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瘾标准首次成为世界诊断标准
美国精神病协会(APA)本周末正式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在第三章关于“网络游戏成瘾章”中，首次全盘采纳中国医学教授陶然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由于国际上对于精神疾病的认定非常慎重，DSM-5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近20年来的第一次重大更新。
昨天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治疗室，该院成瘾科教授、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主任陶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这意味着美国青少年治疗网瘾，可以纳入医保福利体系了。”
而对于中国医学界来说，这标志着中国人制定的标准，首次在世界精神疾病诊断领域被国际认可，填补了“非物质成瘾”领域的空白，确立了一个新病种，更为所有青少年科学治疗网瘾提供了科学依据。
8年研究5500多个病例
成就网瘾9条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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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科教授、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主任陶然
被美国精神病协会认定的网瘾诊断标准，虽然只有9句话，但它的形成，是一个历时8年、从无到有的漫长过程。
“2005年以前，接到网瘾的孩子，有人就质疑这是病吗？”陶然教授昨天对本报记者回忆道：通过8年对5500多个临床病例的治疗和研究，我们的团队踏遍全国各地，与当地医生共同研讨分析，终得出这9句话。
“沙里淘金” 数以万计临床数据统计半年
陶然教授告诉记者：“2005年我们团队接收了200多个沉迷网络游戏的孩子，通过临床实践，才慢慢发觉这是病。因为很多孩子玩网络游戏不上学，这在生物学叫做社会功能受损，是一种疾病。最严重的是不上学，不工作，友谊、人际交往也没有，日常生活不规律。这是判断疾病的核心标准，还有就是给自己或他人带来痛苦。只要具备这两条就可以进行研究。”
于是，从2005年开始，从事毒品等成瘾行为医学研究20余年的陶然，全面投入了网瘾的研究。
“我们做了1200个样本，将1200个病人的各种临床表现记录下来，然后统计症状，看哪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凡是高于50%的症状都保留，最后过滤出目前的9条诊断标准，它们是网瘾患者最具有共性的症状，出现频率最高。”
陶教授介绍，《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的第一条是“渴求症状(对网络使用有强烈的渴求或冲动感)”，在接受我们临床治疗的患者中，达到了90%多。
2005年，陶然教授的团队针对1200多个病人，使用6台电脑对数以万计的临床数据逐一统计了半年。在做过第一轮症状排列统计后，为了保证可操作性，还得进行有效性检验。“1000多个病人有400多个病人由两个医生问，每位医生单独问询，重合度最高的词再统计一次，看看出现的频率是否与原先的一致。”陶然说，“一致性越高，对症状的检验性越高，表明标准的可操作性越强。”
不仅在北京做检验，为保证研究的准确性，陶然教授还走访了5个省市。“2005年我们还去了湖北、湖南、西安、天津、山西，和当地的医生再进行一致性检验，好在，这些结果都是极其相似的。”
样本量大 战胜14家国际同行
标准出来以后，陶然团队面对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命名。
在第四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没有“非物质成瘾”这一章，国际社会也没有这一疾病类型。
“这些让我们陷入窘境”，陶然回忆道：“有人建议可以归入‘使用网络冲动控制障碍’中，但是我坚持称之为‘非物质成瘾’。因为患有‘冲动控制障碍’的孩子，往往从小有多动症，但是现在很多网络游戏成瘾的都是大学生，从小很有自制力，所以不能说他是冲动控制障碍。”
“在命名上，我们不愿意随波逐流。不管国际社会认不认可，我们还是得做自己的研究，没现成的帽子也没关系，我们就自己命名为‘网络游戏成瘾’，叫‘网瘾’”，对于当年的坚持，陶教授颇感得意。
标准有了，但是要得到国际承认也并非以易事。陶然说：“国际上研究网络成瘾标准的国家和地区很多，比如荷兰、法国、台湾，这次我们至少面临14家国际竞争对手。之所以最后确定选用我们的，第一是我们的样本量大，第二比较科学。2008年11月份，当时美国精神病协会的主席还亲自来到北京，考察我们试验的可靠性，与患儿交谈，此后我还去美国进行了两次答辩。对于网络成瘾疾病诊断标准的制定，国际社会也经历了一个认知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