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
——选自《罗素自选文集》
西方人中间有一种论调：中国人不可思议，满脑子的神秘思想，我们难以理解。如果到中国去长期生活体验一下，可能也会使我抱这样的观点。但是，依我在那个国家讲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并没有发现有任何迹像可以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我与中国人交谈就像与英国人交谈一样，他们回答我也很像英国人回答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相当有教养，聪慧而明智。我根本不相信“东方人阴险”的神话。我确信，在一场互相欺骗的游戏中，一个英国人或一个美国人十有八九会战胜一个中国人。可是当许多相当贫穷的中国人与富裕的白种人做生意时，这种活动常常只是有利于其中的一方，那毫无疑问，白人受骗上当，而中国人只有像派驻伦敦那样的昏庸官僚才会如此。
中国人最博得人们赞赏的品质之一，是他们把握外国人感情的能力。不论是到中国去旅游的，还是多年居住在那儿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喜爱中国人。尽管英日两国结成联盟，但是我想不起哪一个孤身在远东的英国人，会像喜爱中国人那样喜爱日本人。只有那些在他们中间长期生活的人，才能获得自己的看法和标准。初来乍到中国，一定对那里显而易见的弊端感到震惊：乞丐成群，贫穷惊人，疾病横行，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每个有正义感的西方人，无不首先强烈地期待中国人能革除这些弊端。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进行改革。
但是，中国人，甚至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充当不幸的牺牲品的人，对外国人的这种激情表现出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的态度。他们就像等待苏打水的泡沫会自行消失一样，等待着中国现状中的弊端自行消失。而且，这种盲目的观望等待态度，也逐渐影响到被搞糊涂的外国旅游者的理智。等一阵愤恨过去之后，他们开始怀疑起自己原来一直确信无疑的信条是否正确。时刻提防不幸的可能降临，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明智？放弃现有的欢乐，终月想着灾难的可能在某一时刻到来，是不是一种慎重？难道我们的生命应该在建造一座永远无法居住的海市蜃楼中度过？
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持否定态度，因而他们能忍受贫困、疾病和腐败。但是，作为对这些弊端的自我补偿，中国人保持着文明享乐的能力。他们经常自娱、逗笑，在阳光下取乐和讨论哲学。这是工业化的国家所没有的。中国人，包括各阶层的人，比我所了解的任何民族都更喜欢开玩笑。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找乐趣，而且总是用笑话来缓和争端。
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一行人坐在轿子里，被抬着穿过山丘地带，路途崎岖险峻。这些抬轿子的苦力十分辛苦。当旅途到达山的最高处时，我们要求他们停下来歇十分钟。他们立即生成行拿出烟斗，又说又笑，似乎对世界上一切都毫不在意。如果在其他任何国家，只要稍微有点心计的人都会在这种情形下抱怨这炽热的天气，以此要求增加小费。我们在那时却担心汽车是否已在指定的地点等候我们。遇上有钱的中国人他们会给你海阔天空地探讨一番：宇宙的星辰日月是循环式地转动的，还是直线式地轮回运行的；一个完美的哲人是彻底地奉献自己，还是有时也考虑一点自己的利益。
你偶尔会遇见一些一叶障目、被假象所迷惑的白人。他们被一种假象所迷惑，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这种人恰恰忘记了构成文明的要素。在北京没有有轨电车，电灯也很落后，这是事实；但是，北京有许多令人神往的、非常美丽的地方，并且至今完好无损，而欧洲却为了从这些地方挖煤槽蹋得肮脏不堪，这也应该是事实。有教养的中国人善于写诗作赋，而不善于记住《特克年鉴》里可以轻而易举查明的世间百事，这更是事实。一个欧洲人在向旅游者推荐下榻地点时，往往告诉你，那里乘火车很方便，因为对欧洲人来说，在选择任何一个地方的住处时考虑交通便利是最重要的。但是，中国人却会对火车只字不提，即使你问起，他也会答非所问。他兴致勃勃地告诉你的是，哪儿有一个古代皇帝营造的宫殿，哪儿湖中有一个栖身之地是唐朝一名忧心天下的著名诗人所建的。正是这种文化视野和看法不同，而被西欧人误认为不文明。
中国人，上至高官显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冷寂而内向的尊严，即使是一个受过欧洲文化教化的人，也不会损失这种特性。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很谦恭的。他们的自豪感来自于自信，他们承认中国军队不如外国军队强，但中国人却认为国家的强大主要来自于人或民族的素质。我认为，中国人从心底里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文明的国家，而西方人对此不能接受，因为判断的标准截然不同。但是，中国人的这种观点也逐渐被西方人认为至少不是荒唐的，因为各自持有的价值标准不同，结论也会不同。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在所处环境内引起尽可能多的变化；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而奢侈的享受。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这种性格差别，形成根本的鲜明对照。
我们西方人崇尚“进步”，这只不过是渴望环境发生变化的一种伦理上的幌子罢了。如果有人问我，机器是否真正地改善了这个世界？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的回答语无伦次：机器确实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它使世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确信，十有八九所谓崇尚“进步”的西方人，所谓爱好“进步”实际上是嗜好权力，喜欢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使事物发生变化和差异。为了追求这种乐趣，一个美国青年会没命地工作，以致当他成为百万富翁时，自己却成了消化不良的受害者，被迫靠吃烤面包和白开水为生。他在设宴款待宾客的许多筵席上，面对山珍海昧自己却只能充当一名旁观者。即使如此，他仍然会自慰地想，他能控制政治，按其投资的需要能发动或阻止战争。恰恰是这种特有的气质，使西方民族具有“进取性”。
当然，中国也有抱负远大、雄心勃勃的人，只是不像在西方那样普遍。而且他们的抱负和雄心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并不优于西方的表现形式。他们选择了由偏爱享受权力而产生的一种形式。正是这种贪婪泛滥，导致了中国人由强变衰。金钱意味着能带来享乐，因而中国人把金钱作为强烈渴求的对象。对我们西方人来说，人们渴求金钱，只是把它看作争取权力的工具。政治家追求获得权力，并非看重金钱，因此经常满足于个人寒怆拮据的生活。在中国，权柄在握的官僚们，几乎总是用权去满足自己的唯一欲望—搜刮大量钱财。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适当时候身持巨额财富逃往国外安享余年。事实上，逃离后丧失了权力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显然，这样的中国政客们所造成的社会灾难仅限于他们管辖的范围以内。而我们西方政府则不然，为了在选举中独占鳌头，不惜损害包括本国利益在内的全世界所有人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