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简称肝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素有“癌中之王”之称。全球每年新发肝癌病例中超过50%在我国，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死于肝癌,近20年来我国肝癌的病死率增加了41.17%，居我国肿瘤死因的第2位。
自从1891年Lucke首次成功进行肝癌外科治疗以来，肝癌外科治疗已有百余年历史。但之后的半个世纪，因手术出血控制、肝解剖等问题，肝癌外科治疗处于瓶颈期。
从上世纪50年代起，第二军医大学三人小组对肝脏进行了解剖研究，在建立人体肝脏灌注腐蚀模型并进行详尽观察研究和外科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五叶四段”的解剖学理论。为解决肝脏手术出血这一重要难题，在动物实验和临床探索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的肝脏止血技术。为掌握肝脏术后生化代谢的改变以降低手术死亡率，通过临床和肝脏生化研究发现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脏术后生化代谢规律”，并据此提出了纠正肝癌术后常见的致命性生化代谢紊乱的新策略，为肝脏外科奠定了基础，创立了中国独具特色的肝脏外科关键理论和技术。随着对肝脏解剖学的深入研究、病理生理学改变的研究，以及麻醉学发展、输血和肝外科技术的进步，肝脏外科得以普遍开展。在此阶段，建立在肝解剖学基础上的规则性肝叶切除被认为是一唯使肝癌获得根治性治疗的手段，是肝脏外科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时期外科医师面临的绝大多数是直径5cm以上的大肝癌，切除率约5%，手术死亡率达20%，术后病人5年生存率仅20%以下。为进一步扩大肝脏外科手术适应症，提高肝脏外科治疗水平，我们突破肝脏禁区率先成功施行了以中肝叶切除为代表的一系列标志性手术。随着免疫学研究进展，1963年Starzl成功地开展了第1例人类临床原位肝移植，标志着肝外科技术及理论的高水平发展及成熟。
70年代，肝癌临床治疗的发展及科研的深入，以肝外科为核心的肝癌治疗效果显著提高，同时确立了肝外科在肝治疗中的主导地位。我国应用AFP联合B超开展筛查肝癌高危人群，检出数以百计无临床表现的亚临床肝癌及小肝癌，在全世界首次报道了小肝癌外科治疗的成果，术后5年生存率达43.7%～76%。
80～90年代，肝癌临床治疗新技术不断涌现，针对肝癌初诊时中晚期多，提出“二期手术”的概念，即对巨大肝癌先经综合治疗，待肿瘤缩小后再行手术切除，为中晚期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的治疗途径;针对肝癌术后复发多、但又缺乏有效治疗的特点，我们率先提出“肝癌复发再手术”的观点，显著延长了肝癌患者的生存时间;针对中国肝癌合并肝硬化多，术后极易导致肝功能衰竭的特点，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策略，使肝癌外科的疗效和安全性得到有机统一。上述研究使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由60-70年代的16.0%，上升到80年代的30.6%和90年代以来的48.6%， 特别是术前介入及放疗的应用，确立了以外科为主的综合治疗概念，使肝癌总体疗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为了提高中国肝脏外科的科学研究水平，1996年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疾病研究和诊疗中心，牵头指导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研究工作。
21世纪以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病毒学、免疫学、人类基因组学等基础研究在肝癌领域的深入，许多理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在病因方面，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黄曲霉毒素、环境污染、饮食饮酒和肿瘤遗传易感性等方面取得进展。基础研究由整体水平、细胞水平进入到分子水平;亚临床肝癌的筛查与肝癌综合治疗大幅度提高了肝癌的疗效。肝癌肿瘤标记物甲胎蛋白和影像医学的应用，使肝癌诊断由“难”变“易”，治疗上“单一的外科”已被“外科为核心的MDT(多学科协作治疗组)“发挥中西医优势”所取代;慈丹胶囊作为肝癌治疗首选用药，作为唯一入选国家医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课题多重荣誉用药，其临床疗效、安全性深受医患信赖和推崇，坚信慈丹“国药治国病”必将为更多患者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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