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女婿蒋家的村子相似，这里5户人家挨在一起，枯黄色的水田连绵，看不到其他人烟。罗春英的房子已经快没法住人了，那座红砖砌的老房子，很多地方已经裂缝，窗子没有玻璃，只能把蓝色的塑料布钉在窗框上挡风。
罗春英祖孙的惨死，对留守家庭造成了一些震动。
住在罗春英家背后的曾婶，自从罗春英出事后，胆小的她连后门都不敢开，想去耒阳城里跟儿子一起住。“我老头在这里搞装修，又不愿意让我走。”她苦笑着。
罗春英村里的另外一些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和孩子住在一起。
蒋国贵的父亲，并不打算住到城里去，一辈子没出过耒阳的他习惯了乡下的宁静。他宁愿走上一段泥地去仅剩的另外3户串门，也不愿接受城里面“关着门，邻里不走动”的环境。
蒋国贵的哥哥能理解父亲的选择，“这一辈不像我们，老人家不一样”。关于未来，他在心里勾勒了一个美好的图景：在乡里把老房子修好，在市里买一套房子，再花几万元买一辆面包车，这样老人、小孩都顾得过来，来回还不用打的。
“十几年后吧。”他又加了一句。
嫂子搂着丈夫的肩膀，轻声说：“有了面包车，我们就可以做生意了。”
在外打工挣几年钱、在耒阳市里买房、回来就近干活、一边抚养小孩一边赡养老人，几乎是大多数耒阳农村家庭的发展路线。如果不是这场意料之外的死亡，已经买了房的蒋国贵甚至比哥哥还快了一步。
不过现在，蒋国贵夫妇已经完全放弃了在外挣钱的想法。
他们先天残疾的大女儿，突然用脚去踢地炕的盖子，然后跌跌撞撞跑出门。她的奶奶停下手中的活计，佝偻着身子，缓缓地跟了出去。
蒋国贵的妻子这时好像慢慢地醒了过来。“我大女儿走路不能走太快，走快了就会摔跤。要做什么事她都不知道，时刻都要有人在她身边。”说起女儿的病情，这位母亲终于张口。
“像她有这个情况的，我们就知道。像我妈妈平时什么毛病都没有，这个一突然，我们就，没有什么准备。”她声音沙哑，惨白的脸上全部的血色聚集到眼圈。
玲玲和她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一年，“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玲玲”。
“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玲玲。”她重复了一遍，眼里泛着泪光，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家里都以她为荣。”
她的手机相册里，存着很多让她骄傲的玲玲的影像。去年10月，玲玲坐在小板凳上，自己端着小碗，乖乖地吃面条。还有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妈妈叫她“过来过来”，她就勇敢地迈开小腿往前走。
放下手机，蒋国贵妻子眼睛里的神采仿佛一瞬间就熄灭了，这个幼小的生命再也不能向前挪动一步。记者 陈轶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