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8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我国高龄孕妇的比例，1995年为0.9%，2005年为4%，2015年为10%。数据显示，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
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却有心无力，怀不上孩子，不孕不育成为许多家庭最大的心病。他们究竟该怎么办？
今日（2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聚焦·二孩政策一年追踪”系列报道第三期，话题的焦点集中在不孕不育以及代孕问题上。
相比卵子，精子更脆弱。近年来，男性不育增高趋势比女性不孕还要明显。工作压力大，影响身体内分泌激素分泌，导致精子数量减少、精子运动能力降低和精子形态异常。
人类生育力下降，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报告，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夫妇约1500万对。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娜介绍，怀孕的妇女流产率高达15%，复发性流产约占1/3。即使能怀上，保住了，生下来的孩子有5.6%的出生缺陷率，是发达国家的2倍。
每经小编查阅资料发现，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计生委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5%~15%左右，患者人数超过4000万，即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有不孕不育问题。且随着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等原因，不孕夫妇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不孕不育的治疗方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先进，比如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但是，这些方法的疗效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一般性的药物治疗怀孕率为10%~15%，做试管婴儿的怀孕率为40%~50%，人工授精的怀孕率为15%~20%。
如果自己没法生二孩，另一条路就是代孕，但我国严格禁止代孕。2001年，原卫生部曾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但现实的需求让代孕转化成地下产业并得以发展，由于脱离了监管，其中暴露出的伦理和道德问题让人触目惊心。
据央视2015年报道，代孕费用通常十分高昂，价格从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记者在北京、上海、武汉等代孕业务较集中的城市发现，又找代孕妈妈租肚子又找女孩买卵子的客户占很大比例，卵子价格从3万元到10万元不等。
中介按照客户要求，提供年轻靓丽的卖卵子女孩，她们大多20岁左右，有的还在读高中。问到取卵对身体有哪些害处，她们一脸茫然。一个读高三的18岁女孩告诉记者，她卖卵挣钱是为了还清信用卡。
一家代孕中介负责人偷笑着称：“这全要靠忽悠，取卵的危害怎么能告诉她们呢？”
代孕中介不仅忽悠卖卵女孩，也忽悠代孕妈妈，代孕妈妈大多来自农村，她们怀的如果是女孩，有可能被中介强行打掉。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不少中介公司大肆做着代孕生意，甚至打出广告“包成功，包生男孩100万”。代孕妈妈以为只要替别人生个孩子就能拿到十几万。她们不会想到，自己怀的孩子可能因为性别选择而被中介强行打掉。
一家代孕中介负责人说，对外做“代孕包男孩”非常残忍，一旦发现是女孩就得人流。“有次一个客户做了4次，第5次才是男孩。”
《人民日报》也认为，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事物，代孕确实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也对社会管理带来挑战。
王丽娜说，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能允许的就是志愿代孕，代孕母亲基本上属于无偿的行为。王丽娜呼吁，如今肿瘤发病率这么高，有的病人可能在30岁甚至更早把子宫切了，这么年轻就永远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确实令人惋惜。她建议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但要防止商业代孕。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夫妻双方处在精子、卵子尚可用的情况下，却已没有生殖能力了。代孕能解决失独家庭的生育问题。
对于代孕，耿琳琳感触特别深。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家庭都失去了孩子，他们特别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但由于年龄因素，没办法再生育了。她呼吁，加强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适当放开代孕。
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学副教授尹秀云认为，代孕技术的应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上的，一个道德上的。即便法律不允许，也不能把代孕悬置起来，完全不考虑。
王一方说，代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猫”是不行的。
每经编辑 周禹彤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每日经济新闻
（责任编辑：柳苏源 HN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