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的张家泉，患有脑梗后遗症，平时只能由老伴推着轮椅前来就诊。来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路上，有一个大上坡，老伴实在推不动，希望社区医生能上门服务。“去年上半年第一次去他家，发现屋里所有物件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栾立敏说，他赶紧安排护士上门挂水，明确不收服务费。
2015年底，栾立敏到中心下设的服务站(在张家泉家附近)检查工作，碰到正在散步的张家泉夫妇。“老太太激动地说‘栾主任你等我一下’，不一会儿，她用报纸包了一条玉溪香烟给我。”栾立敏说，“我实在推不掉啊，如果当时掏钱给她，等于打老人家脸，老人家很要强。”
事后，栾立敏留下220元，委托服务站站长胡三清务必将钱送到张家泉家。第一次上门退，张家泉的爱人将钱还到服务站的服务窗口；第二次买了水果上门再退，钱再次被退还到服务站窗口。至今，这笔钱仍未退掉。
“熟人医疗”还有多大空间
可以断言，镇江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获得的“熟人医疗”效果，是建立在政府加大对卫生事业投入、强调基层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主的基础上的，这些举措明显抑制了基层医疗机构的趋利冲动。不趋利，才能让公共卫生服务回归本色，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因此，基层医疗机构以后的发展方向，将决定“熟人医疗”的未来走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多大发展空间？镇江市卫计委主任林枫表示，随着医疗保障制度的日趋完善，居民对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基层医疗的服务空间很大，要一个一个项目来做。”林枫说，镇江市目前正在考虑为社区居民做好口腔护理工作，先摸底，再治疗，仍然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主。
黎明社区也是口腔护理的试点小区，对此栾立敏信心十足。“居民平时不太注意口腔护理，如果社区医生能将他们的口腔健康管理起来，肯定会受欢迎。”栾立敏说。
但是，记者仍感觉有些隐忧。在崇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访时，记者听说当地正在兴建一个更大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为句容城区仅有的几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满足不了现有居民的需求。记者担心的是，兴建一个医疗机构容易，维持运转却很难，一旦摊子铺大了，运转不下去，责任谁来承担？
还有部分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担心，目前基层医疗机构很大程度上是由财政资金扶持起来的，因此才体现出明显的公益性。如果财政对基层公共卫生的投入减少，基层医疗机构会否又回到自收自支状态？当基层医疗机构必须更多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时候，这种“熟人医疗”状态还能否维系？ (半月谈记者 李灿 朱旭东 王恒志 聂可)
医患之间首先要相互尊重
主持人：郑明达
主持人：近年来，医患矛盾甚至冲突时有发生，影响非常恶劣。有观点认为，医患关系在不断恶化，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尊重和信任正在逐渐消失，各位是否认同？
贵州省人民医院院长孙兆林：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应该说医患关系这两年还是有好转的。从贵州来讲，去年医患矛盾比前几年少一些，大多数患者对医护人员比较尊重、理解、信任，某些个案不能说明医患关系在恶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务科科长郭远科：我同意孙院长的说法。我们院的数据显示，2014年医患纠纷发生率，即医疗纠纷和当年门诊、出院人次的比率为万分之0.72，2015年为万分之0.73。医患纠纷难以避免，但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不可以偏概全。
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董小红：医患关系确实有问题，但是应该看到，发生冲突的只占小部分。当然，医患纠纷更容易吸引眼球，所以让公众产生了医患关系不断恶化的印象。
四川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兼小儿外科主任刘文英：我比较认同主持人的观点。20多年前我刚从医学院校毕业时，医生还是一份非常受尊重的职业。当年我资历尚浅，但病人对我很好，非常尊重我的诊断，不会打断或质疑。
这几年，医患关系确实有恶化的感觉，一是医生这份职业在病人心中变形了，有些病人觉得你就是在“骗钱”；二是我遇到不少病人就诊时还带着录音笔，或者拿手机录音，他们觉得“要先留个证据，免得医生跑掉”。
主持人：造成医患之间尊重缺失、互不信任的原因是什么？
新华社江西分社记者高皓亮：医患之间相互尊重和信任的逐渐消失，既有医疗行业本身的问题，也涉及复杂的社会背景。但关键还是一个“钱”字。部分医生为钱开处方，患者花钱求放心。
新华社辽宁分社副总编辑张非非：钱确实是个大问题。从老百姓的角度讲，看病花了那么多钱，得到的服务怎么样？在许多大医院，挂号时间长、交款时间长、检查时间长、看病时间短的问题远未解决。这样能治好病也罢，如果折腾一番没治好，甚至把人治没了，这样的求医现实会使患者心里窝火。
高皓亮：的确是这样。但钱的问题比较复杂，医保核查、医院内查虽可刹住面上的问题，却止不住桌下扭曲的利益分成“交易”。没有了15%的药品加成，“开单提成”现象依然存在。这些交易行为和医患信任缺失相伴相生。如不从根本上解决，“交易行为”和“互不信任”将形成恶性循环，裂痕将不断加大。
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李惊亚：说到底，一是政府在如何保证医院生存，以及如何激励医护人员方面还没有找到科学的办法；二是医学治疗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变数的过程，而目前法律对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尽合理。
张非非：没错，患者其实不知道，他付出的昂贵医疗费用，医生根本拿不到多少。一言以蔽之，目前我们的医疗收费中并没有真正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
孙兆林：我同意大家的观点，另外补充一下，现在病人看病的期望值很高，同时缺乏风险意识，出现情况后，很容易情绪失控。从医院方面看，医患纠纷，与病人数量太多，个别医务人员不注意态度、与病人沟通不够有关，一旦出现情况，有些医护人员又不会处理。
刘文英：没错，我们国家的医学科普做得非常不好。长久以来公众对医院存在过高的期待，因此一遇到医患纠纷，就容易情绪激动，一激动就容易对立，一对立就容易起冲突。
高皓亮：不管怎么说，医患之间人格上的相互尊重是应该的。双方的人格虽是平等的，但在确诊病情、治疗方案上，医患之间毕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现实。因此，医生对病人及家属应更多一些理解与高姿态。不是么？
主持人：说到医患纠纷，现在有一些职业医闹，对这些人应该怎么办？
刘文英：记得曾有一对夫妇带着小孩来我们医院看病，小孩颈部长了一个肿瘤，入院后，肿瘤突然压迫呼吸系统，造成窒息。很遗憾，孩子最后没有抢救过来。当时这对夫妇表示理解，也不觉得是我们的错。但过了两天，他们居然召集了一大群人到医院办公室闹，说是我们治死了孩子，要赔偿。现场的这群人，一部分是小孩的亲属，另一部分就是职业医闹。当时把病房搞得乌烟瘴气。
孙兆林：我们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所以我认为对职业医闹必须打击。这些人好吃懒做好逸恶劳，到处兴风作浪，是社会的毒瘤。要依法严惩，不能手软。
郭远科：现实情况是，警方出警后，总担心医患纠纷中医院是否有过错而不能及时果断采取措施。我认为，不论医院是否有过错，只要是干扰医院正常运转秩序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
高皓亮：我赞成郭远科的说法。对于职业医闹不难辨认，如果不能果断采取措施，让小事闹大，反倒应了他们“以闹获利”的目的。
李惊亚：现在不是还有专业的医闹公司吗？黑心医院、杀人凶手之类的横幅在医院门口一挂，又是哭丧又是烧纸的，哪个医院招架得住？宁可花钱消灾，也要保住名声。
主持人：现在医患双方是不是还缺少一种能坐下来平心静气谈一谈、解决问题的渠道？大家有什么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