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医患关系确实有恶化的感觉，一是医生这份职业在病人心中变形了，有些病人觉得你就是在“骗钱”；二是我遇到不少病人就诊时还带着录音笔，或者拿手机录音，他们觉得“要先留个证据，免得医生跑掉”。
主持人：造成医患之间尊重缺失、互不信任的原因是什么？
新华社江西分社记者高皓亮：医患之间相互尊重和信任的逐渐消失，既有医疗行业本身的问题，也涉及复杂的社会背景。但关键还是一个“钱”字。部分医生为钱开处方，患者花钱求放心。
新华社辽宁分社副总编辑张非非：钱确实是个大问题。从老百姓的角度讲，看病花了那么多钱，得到的服务怎么样？在许多大医院，挂号时间长、交款时间长、检查时间长、看病时间短的问题远未解决。这样能治好病也罢，如果折腾一番没治好，甚至把人治没了，这样的求医现实会使患者心里窝火。
高皓亮：的确是这样。但钱的问题比较复杂，医保核查、医院内查虽可刹住面上的问题，却止不住桌下扭曲的利益分成“交易”。没有了15%的药品加成，“开单提成”现象依然存在。这些交易行为和医患信任缺失相伴相生。如不从根本上解决，“交易行为”和“互不信任”将形成恶性循环，裂痕将不断加大。
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李惊亚：说到底，一是政府在如何保证医院生存，以及如何激励医护人员方面还没有找到科学的办法；二是医学治疗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变数的过程，而目前法律对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尽合理。
张非非：没错，患者其实不知道，他付出的昂贵医疗费用，医生根本拿不到多少。一言以蔽之，目前我们的医疗收费中并没有真正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
孙兆林：我同意大家的观点，另外补充一下，现在病人看病的期望值很高，同时缺乏风险意识，出现情况后，很容易情绪失控。从医院方面看，医患纠纷，与病人数量太多，个别医务人员不注意态度、与病人沟通不够有关，一旦出现情况，有些医护人员又不会处理。
刘文英：没错，我们国家的医学科普做得非常不好。长久以来公众对医院存在过高的期待，因此一遇到医患纠纷，就容易情绪激动，一激动就容易对立，一对立就容易起冲突。
高皓亮：不管怎么说，医患之间人格上的相互尊重是应该的。双方的人格虽是平等的，但在确诊病情、治疗方案上，医患之间毕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现实。因此，医生对病人及家属应更多一些理解与高姿态。不是么？
主持人：说到医患纠纷，现在有一些职业医闹，对这些人应该怎么办？
刘文英：记得曾有一对夫妇带着小孩来我们医院看病，小孩颈部长了一个肿瘤，入院后，肿瘤突然压迫呼吸系统，造成窒息。很遗憾，孩子最后没有抢救过来。当时这对夫妇表示理解，也不觉得是我们的错。但过了两天，他们居然召集了一大群人到医院办公室闹，说是我们治死了孩子，要赔偿。现场的这群人，一部分是小孩的亲属，另一部分就是职业医闹。当时把病房搞得乌烟瘴气。
孙兆林：我们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所以我认为对职业医闹必须打击。这些人好吃懒做好逸恶劳，到处兴风作浪，是社会的毒瘤。要依法严惩，不能手软。
郭远科：现实情况是，警方出警后，总担心医患纠纷中医院是否有过错而不能及时果断采取措施。我认为，不论医院是否有过错，只要是干扰医院正常运转秩序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
高皓亮：我赞成郭远科的说法。对于职业医闹不难辨认，如果不能果断采取措施，让小事闹大，反倒应了他们“以闹获利”的目的。
李惊亚：现在不是还有专业的医闹公司吗？黑心医院、杀人凶手之类的横幅在医院门口一挂，又是哭丧又是烧纸的，哪个医院招架得住？宁可花钱消灾，也要保住名声。
主持人：现在医患双方是不是还缺少一种能坐下来平心静气谈一谈、解决问题的渠道？大家有什么建议？
张非非：我觉得引入保险机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介入医生、医院与患者之间，可以充当解决矛盾纠纷的案外人，相对超脱，也可以更公平。这就好比大街上发生交通事故后，我们很难看到当事双方为事故而大打出手，因为保险公司会理赔。这种做法有些医院已经在探索，可以进一步观察。
高皓亮：医患之间从诊疗到矛盾再到摩擦，很多时候还是因为缺少具有公信力的中间机构介入，医院信息相对不透明，患者怕吃亏，只能一闹了之。从这个角度讲，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包括像保险公司这样的调解机构，确实是有必要的。
刘文英：调解是一方面，我认为还要加强“医闹入刑”的打击力度，让医院成为安心看病的场所。同时加快医疗改革步伐，健全疾病应急救助体系。我经历的一些医闹事件中，有不少人是因为无法负担医药费希望“闹一闹”而不交钱。如果老百姓看病不差钱了，矛盾自然也就少了。
郭远科：我认为，当前医患矛盾的处理不缺制度缺执行。在国家层面有多个部委2014年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在地方有《江西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有了章法关键在于执行。当前医患关系处理普遍遵守的原则依然是“妥协就是和谐”，这怎么行呢？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一家药房，药剂师莱娜·姆梅拉展示可替换的具有同等疗效的更为便宜的抗过敏药品(蓝色7.92欧元，绿色仅为3.36欧元) 赵长春摄
我在芬兰看病
在芬兰工作生活了三年，经常听到身边的人谈论芬兰的全民医疗制度：其中正面的评价比较多，比如自费承担比例小，医疗服务周到细致等；也有一些负面的评价，大多是等候时间长，诊治不及时之类。巧的是，记者的两次求医经历正好印证了这两种说法。
两次求医，待遇不同
——胃痉挛住进“高级病房”
记者刚从国内来到芬兰不久，一次出差回来，在飞机上胃痉挛发作，疼痛难耐，从机场直接打车到赫尔辛基大学医院看急诊。挂号时，护士问得很仔细，比如症状出现时间、此前的进食和相关活动、以往是否出现过类似情况等等。在确认情况后，护士记下社会保障号，让记者在走廊靠墙的椅子上等待。
疼痛中的等待更加难熬，等了半个多小时，心里也有些烦闷：“看上去病人并不多，护士和大夫进进出出的，怎么就没人理我。”又过了一会儿，护士陪着一位穿着浅绿色短褂的人走过来，这位就是外科医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