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缺的不是棉被。有人缺稳定的工作，有人喜欢自由流浪，有人要喝酒，受不了救助站规矩多，送去的被子转手就变成了酒，买的回家车票被他们悄悄去车站退了花掉，是常有的事。”为了对付这种把帮助他们回家的火车票变成“零花钱”的行为，救助站人员不得不在车票上印有价格的地方打孔，再加盖救助站专用章，让试图退票牟利的人从此不再动此念头。
除了路面上看得到的地方，还要巡查桥洞、城墙根儿这些隐蔽的地方。刘欣说，夜间巡查，分工不分男女。她经常跟着出去“扫街”，从火车站、珠江路、广州路、各大医院门口、各地铁站口、安德门一路过来，算是一个回合。这样扫街，高温和严寒天气，每天要搞三回。“扒桥洞，看到有人，我们会好好劝：来救助站洗个热水澡吧，有车送你去，明早你要是想出来，给你车费……”一般好说歹说，一天也只能劝个把人回站里。实在不愿意的，留下几包方便面、一床被子、一张印有救助站详细地址和电话的卡片再走。19日中午，记者跟着王维轶和刘欣去南京火车站“扫街”，在站前广场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背着大包的老人，老人一看有穿制服的人走过来，很是警觉，“我不是盲流，我有车票。”车票确实有，但掏出来一看，是25号回滁州的火车票，还有好几天呢，这么冷的天气，老人怎么捱过去？王维轶试图说服老人去救助站，但老人坚决不肯，只能给老人送上一套全新的棉袄、棉裤，希望能够对他有所帮助。
“昨天半夜12点，有市民打电话来，说珠江路地铁站口有个老人睡在那里。我们立即出车去现场。到那里一看，他睡在背风的地方，不肯跟我们回来，说是安徽蚌埠人，儿子在外面打工，儿媳妇不待见他。他要再讨点钱，回去过年，让我们别为他操心。”夏阳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放下被子回来，但实在是担心数九寒天冻出人命来。成年人救助，实行自愿原则，救与不救，实在两难。
有不让救的，还有最终没能救得了的，救助三科的曾建强就碰上了这样的事。元旦前，在南京打工的抚顺人李华（考虑到家属感受，化名）在厂里突然发病被送到医院，过了几天没有钱，工友只能报警求助，110把线索转到救助站，救助站帮着联络到鼓楼医院治疗，但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效果，过了一个月，李华在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地方离开了人世。救助站联系上亲属，但都不愿意来接走李华的遗体。曾建强和同事专门跑了一趟抚顺，死者在老家只有姐姐和母亲两位亲人在世，两人对于救助站为李华所做的一切非常感谢，但不来南京确实也是无奈，因为经济条件都不宽裕，80多岁的老母亲更是行动不便，最终死者的姐姐签订遗体处理同意书。“那骨灰呢？要寄回去吗？”记者问。老曾说，“对方已经签字放弃了。”“那骨灰会被清理掉吗？”“我们会在殡仪馆暂存3年，万一家属又改主意了呢，好歹还有个念想。”
采访中，最让人感叹的，不只是各种不幸的命运和人生，还有这许许多多的无奈和为难。
救救孩子：做得再多都觉得不够
救助站里，最温馨、环境最好、设施最全、安全环节最到位的，当属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这里是“院中院”，进大门要输入密码，以防“爱闯天下”的孩子们又跑了出去。
院子中间是游乐健身设施，一楼房间窗明几净，房门口的牌子让人不禁莞尔：奥特曼、聪明一休、兔八哥……这些都是社工们为了让孩子们在这里能有最好的舒适感，“恶补”动画片之后“憋”出来的房间名。楼上的阅览室、活动室、吊着沙袋的宣泄室设置得很是用心。
“根据国家和民政部的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实行保护性救助，为了孩子的安全和利益，不能搞自愿原则。”夏阳回忆说，几年前在南京新模范马路附近有个父亲带着女儿乞讨，女孩只有6岁，却吸着香烟，被路人曝光后，引起轩然大波。救助站立即赶到现场干预，并联系当地政府，暂时转移孩子的监护权，由亲属监护；并联系当地幼儿园，由政府补助，让孩子上学。
这几年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救助的未成年人数量大幅下降。前两年，南京市救助站每年救助1000多人，去年就只有200多人。记者采访时，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里的孩子都已被送回家，如果不是看到资料图片上孩子们举行联欢会的画面，已经无从想象这里曾经的欢声笑语。“大家也在探讨，这两年从民政部到地方，连续搞了‘送流浪孩子回家’、‘送流浪孩子回校园’几场专项行动，效果还真的特别明显。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最好是这样的场所根本派不上用场，那才是未成年人的福音。当然，政府建的硬件不能长期完全闲置，现在中心收的孩子少了，下一步要考虑改作他用。”
去年，救助站和栖霞区检察院联合设立了“未成年人管护基地”。一些涉法的孩子不适合送到看守所，而救助站有3名持证专业社工和3名心理咨询师，环境更适合孩子们的身心。刘欣和其中一个孩子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来自离异家庭的17岁男孩小雨在网吧里认识了一名男子，在他的教唆下，小雨砸碎多辆汽车车窗盗取财物，最终被抓获。为了挽救他，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栖霞区检察院将小雨送到了救助站。
在案件调查审理的三四个月时间里，救助站成了小雨临时的家，社工成了他最依赖的哥哥姐姐。小雨不但主动干活，帮忙带比他小的孩子，还经常到图书室里看书。他家里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赔偿，社工们都担心，小雨会判实刑。
“作为他的‘临时监护人’，我们一方面劝导小雨不要灰心，不要怨恨父母，他们也有苦衷；一方面在提审中为他主张权利，向法官反映他在救助站里的良好表现和思想上的积极转变。最终，小雨被判了缓刑。”刘欣和法院的人一起把小雨送回了老家。临走前，小雨对救助站既感激又不舍。
在救助未成年人过程中，刘欣发现，这些孩子都很单纯，因为家庭结构出现问题，父母缺位、关爱缺失，他们对所谓“朋友”的依赖远超我们的想象，哪怕仅仅是网上聊得投机就会倾注全部的信任和期待，但社会鱼龙混杂，被骗上当时常发生，这些孩子就特别需要当地社工长期跟踪关注。
经过排查，南京有3000多名困境儿童，他们的父母或重残、或离异、或吸毒服刑，他们不仅需要物质帮助，更需要爱护和关怀。
为此，南京市已建立困境儿童保护机制，救助站也将救助业务再次拓展，为全市400多个社区儿童保护中心提供督导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