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华称，由于垄断企业的限制，当前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比如房价之所以越来越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么多社会多余资金需要找出路，炒股风险很高，实业投资很难，于是就全部炒房，所以有数据称现在买房的贷款不多，很多是自有资金”。
李金华说的“巨大风险”是什么，应该就是指缺乏新的增长点下的资产泡沫破裂的风险。以房地产为例，中国一些大城市房价飙升但成交量总是居高不下，总是有人接盘，根本原因就是现在大家都很难找到新的增长点，民间热钱和央企热钱都没有找到一个更有效率的投资领域，都把房地产当初了变相的储蓄手段，以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地方政府的负债问题是两会热点之一。央行、银监会、发改委、财政部、审计署纷纷表示了对地方债务的担心。发改委主任张平在两会媒体招待会上表示，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中央政府已给予了高度重视。
地方债务问题是经济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在金融危机之前，它并不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自人民币低估输入美元通胀并导致资产价格猛涨以来，地方的土地财政又成为广受诟病的现象。
银行资金大规模流入地方融资平台，制造了极高的不良贷款风险。同时，地方政府借助银行资金大规模投资，大大挤压了民营企业的投资空间。因此，地方债务的扩张，由中央和民营企业共同承担其恶果。
目前中央治理地方债务问题，首先是恢复对地方的信贷硬约束。地方政府应大力削减行政费用。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享受着老百姓难以企及的福利，越来越成为绑架地方财政的痼疾。
在对地方财政政进行信贷硬约束的同时，应给地方财政更大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将被迫走向争夺税源之路，那些放弃干预、尊重市场规律的地方政府，将会获得更稳定、更充裕的财政来源，从而化解地方债务困难。民间和地方政府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真正实现双赢。
在刚刚举办的十一届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李肇星表示，“有的城市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已经引起政府高度重视”。 对高房价关注的热烈程度，今年似乎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的“两会，”据相关报道说，今年的政协提案中有一半是针对高房价的，而在此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轮舆论热潮，众多地方官员几乎不约而同的表示要向过高的房价宣战，以保障老百姓的住房需求。
中国房价过高和增长过快，现在已经毋庸置疑。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10年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9.5%，同比涨幅创下2008年5月份以来的21个月新高；同时，北京楼市的租售比已经达到了1:525，超过了正常水平的2到3倍。
既然众多官员和主管部门都承认了房地产价格虚高和增快过快，是否预示着严厉的调控手段会使房地产价格猛降？ 大体分析一下，就可得知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甚至长期来看，微降的可能性也不大。 李肇星确实对房地产表示了担忧，但前面还说了一句话：“2009年房地产市场供求大增，带动了整体回升”，可见政府对房地产拉动经济复苏的认识没有改变。同时，“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前面的定语是“有的城市”，可见政府并未认为普遍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到来。
可以预见，在找到下一个经济增长极之前，政府仍将力挺房地产业，维持“微热”的房地产市场不发生太大起伏“相当长一段时间”，将以这个“时间”，换取中国发展新兴产业，寻找可替代的增长极的“空间”。
2010年，中国走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回顾这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几乎是一条单边且迅猛上扬的曲线。
依靠入世带来的世界大市场和重化工业转移浪潮，中国经济自2003年左右就快步进入一轮高增长的景气周期，投资和出口拉动一直是强劲有力的双引擎。中国经济也由此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却迟迟难见成效。这期间，中国一直严重依赖出口拉动以及为出口服务的固定资产投资，并为此人为的压低货币价格、劳动力价格、生态成本和能源价格等等。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速度远远高于民众收入增速，“富财政而穷百姓”的现象在个别地区十分明显，缺乏购买力的消费者难以支撑起内需拉动的第三架马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