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温家宝所言，2010年是中国经济“最复杂的一年”，“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危机的影响依然深重。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依然有很多不确定性”。这寥寥数言，已经道出今年政策的复杂性，货币政策正是“左右为难”。
做为09年刺激政策的后遗症，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已经是不可避免。2月份CPI已经涨至2.7%。即使排除春节因素以及冰雪灾害，涨幅也是大大超出市场预期，以至中外投资机构集体误判CPI，通胀压力比预想更大。另外，2月份PPI也同比上涨5.4%，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过快，也将进一步加大后期通胀压力。因此，政府想要达到全年3%的CPI增长目标，并不容易。
其实，通胀最大的威胁还不是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而是资产价格泡沫，在中国的表现就是房价。在前期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下，2009年，中国年度货币供给的增长平均值达到29.7%（用M2衡量），而在此前的5年中，这一指标仅为17%时，已经被指存在流动性过剩。如此巨量的货币供给，在实体经济衰弱的大环境下，势必流入资本市场，赚取快钱。因此，中国上证综指市盈率从2008年底的约14倍升至目前的28倍。而2009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涨幅更是令人咂舌。据北京市统计局提供的资料，08年，北京四环路以内的期房均价为1.5万余元，而一年之后的09年第四季度，均价已到近2.6万元，上涨接近50%。如此房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从“两会”政府表态也可看出，调控房价将成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卫生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味着新医改进入攻坚阶段。但是从公布的指导意见看，对于核心管办问题仍避之不谈。
中国医院的管办不分问题由来已久，类似于国企改革前的政企不分，卫生局既是医院的老板又是市场上的裁判员。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力量所办的医院很难获得真正的平等竞争地位。既然不平等，民营医院投资意愿就会降低，数量就会减少，而公立医院就会处于相对的垄断地位，而垄断滋生的就是垄断价格和人为造成的供给不足。这两点就造成了当年医改的两大难题——看病难、看病贵。
医疗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是由于具有与普通商品不同的伦理、经济和技术特征，其特有的人道主义色彩和正外部性要求政府必须对国民的健康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而这并不意味着交易过程脱离市场。中国医改20多年的路径，便是在政府与市场如何清晰定位中徘徊。
如果从198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卫生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算起，公立医院改革已经经历25年之久。纵观改革历程，其改革思路却一直是为财政减负，而不是加大供给和市场竞争。
一贯低调的全国总工会，在本次“两会”中的言论颇受关注，其提出的解决分配不公的五条建议，听起来上合政意、下快民心。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增设欠薪罪”和“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将收入分配作为“各级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的重要考核目标”，并“使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够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40%至60%的水平”。
看来全国总工会的逻辑是，收入分配之所以不公平，贫富差距之所以过大，罪在当老板的太黑心，其为企业和个人的利润最大化，轻则打压员工工资、重则恶意欠薪逃匿，所以，只有司法和政府行政力量双管齐下，并组织企业员工在工会领导起下集体维权，让老板们把钱吐出来，才是解决“分配不公”的灵丹妙药。
这种逻辑非常值得担心，它迎合了当前社会上不健康的仇富心态，混淆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质问题。试问，欠薪逃匿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主流问题吗？社会上那些特别富有的企业，是通过克扣职工的工资获得的利润吗？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过程中，谁又拿走了“大头”呢？如果把贫富失衡的矛头指向企业主，把他们放在人民的对立面，被描述为“剥削阶级”，是市场经济的倒退。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中，工资是重要的市场要素，其体现了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工资多少并不是由企业主单方面决定，而是取决于供求关系和劳动效率。今年开春以来，广东省等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就是市场经济的选择，企业出的工资少了，自然招不到人。相反，如果企业成本和负担过重，或者产业附加值过低，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在工资问题上也就捉襟见肘，在这种局面下，用行政手段强行提高工资水平，会有什么结果呢？
春节长假过后，“民工荒”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焦点。在今年两会期间，“民工荒”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