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18日，台湾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等民间团体和学生突破警力，占领“立法院”，抗议《两岸服贸协议》，由此引爆持续将近一月的“太阳花学运”。时光流转，“太阳花学运”已经过去一年，这一年里，台湾经历了“九合一选举”，经济持续低位徘徊，年轻人依旧前途迷茫。当初轰轰烈烈的抗议活动早已归于平静，台湾却在“小确幸”里安然度日。时隔一年，曾经的运动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影响，又将把台湾引向何处？在3·18学运一周年之际，观察者网特此策划专题“太阳花一周年”，以飨读者。】
3月18日太阳花学运一周年之际，观察者网刊发了中国社科院李娜老师的文章《台南虱目鱼在大陆怎么了？》，读过之后，我感受到作者的焦虑和热切的追问，这急切的焦虑根源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感，或者说来自两岸关系如何改善的困惑。
超越蓝绿政治的想象与契机
长久以来，中共在处理两岸关系时都以国民党为主要交涉合作对象，可说是寄希望于国民党，偏偏在国民党重新掌握政权期间，台湾人民，特别是自认为代表人民和自由的台湾媒体，对大陆的好感并未明显增加。台湾民意厌弃老大颟顸的国民党政权，并未寄希望于大陆，反而将国民党与中共视为同伙，而将两岸合作戏称为“再一次的国共合作”。
但同时，台湾民意却也不见得必然寄希望于民进党，两党表面上在两岸关系的立场截然对立，但在多数选民心中，蓝绿政治人物其实是一丘之貉，民进党人并不见得比国民党人手脚更干净、更有理想抱负，“政治人物”一词差不多和黑心食品一样令人厌弃，民意代表往往不代表中下阶层的民意。
多年来蓝绿两党一面恶斗争权，一面联手绑架台湾民意，齐心为财团服务、为特权护航，这种负面形象已普遍深入人心。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的“反黑箱服贸运动”一事，运动爆发时，网络广泛流传的懒人包将复杂的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化约为图利大财团、损害台湾中小型服务业，而普通人民从中沾不到什么好处。青年占领“立法院”、瘫痪议事运作，起初是对两党“立法委员”的否定（可惜后来运动的诉求并未朝这方向发展，检讨代议制的局限和“立委”问政的机制），运动期间参与者极力维护自身“清纯的”、“公正的”的民间形象，特别标举人民路线、超党派立场、拒绝任何政党人士介入（当然一些受媒体宠爱的运动领袖私下如何和政党人士暗通款曲又另当别论）。尽管这次社会运动内部纷扰不少，但若是正面看待这次运动，参与者表达一种强烈而鲜明的诉求，希望民意摆脱蓝绿两党绑架，希望代议制能有效传达民意。这种超越蓝绿的政治倾向应该更值得注意，可以说是未来希望之所在。
柯文哲
还有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政治素人柯文哲成为台北市长候选人，这位素人本业是台大医学院的教授、医生，从未有参政、担任公职的经验，但他的民意支持度却远胜另一位有意角逐的民进党人。在民进党“礼让”台大医学院教授柯P参选台北市长后，他的竞选策略主打推倒蓝绿高墙的口号，且在胜选之后，致力于淡化党派色彩，甚而排斥两党势力介入。他在受访时曾说：台湾的政坛需要有一位敢说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小孩，而他就想扮演这样的角色。
总之，在今年3月运动和11月的“地方选举”之后，超越两党政治的第三种政治路线看起来有了实践和检验的机会，巧合的是，伴随超越蓝绿口号的正是“为人民”的诉求。网络世代的青年眼见现实无望，于是有了打破现状的尝试与反抗，将希望寄托于未来的第三种路线，这或是一个改变台湾社会现状、焕发社会活力的契机，也或者只是一种浪漫的想象。
“中国因素”与美国标准
从三月运动到最近的地方“选举”，所谓“中国因素”的效应都在其中发酵，“中国因素”这一新词其实并没有确切的定义和内涵，大概是从英文的政治学论文里翻译过来，不知从何时开始在台湾媒体和学术界流行。现在媒体上流行的“中国因素”主要大概是指“中国”势力透过种种途径渗透、介入和威胁台湾社会。我个人感受较明显的例子是在中国大陆发迹的旺旺集团收购台湾重要的平面媒体《中国时报》，之后旺旺集团的红顶商人开始介入操纵《中国时报》的舆论，成了独派人士批评“中国因素”的代表性反面教材（台湾许多其他媒体背后是否早有其他某某国因素的介入则从来没有被仔细审视与批判）。这次服贸的另一争议焦点是“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疑虑，长久以来的恐共心理又再度升温发酵。无论中共官方郑重表示如何对台湾方面让利让步，一涉及两岸事务，台湾的媒体舆论只就爱台湾的立场与否而论，理性骤然失灵，不再冷静地明辨是非和真伪。（媒体恶质化也是一大问题，各大媒体的报导竞相苹果化、戏剧化，记者言论煽情耸动，彷彿不必为报导负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