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看起来仅有小拇指粗、一米长的管子，穿过老许的鼻子，插进肺，每隔一会儿，就能吸出满满一管痰。当痰被吸出时，老许就能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起初，他能醒两三个小时，后来只能醒几分钟。
几个月过去，疼痛难忍的老许用尽全力，写下几个歪歪斜斜的字：“痰在肚子里！”
这是他留下的最后的笔迹。
据 《中国青年报》报道，如今，越来越多的老许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各个城市的重症监护室（ICU）。医生发现：死亡已经绑定医疗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死亡就是关机时间。
哈姆雷特的老命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如今却成了全球性的新命题。
■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
当罗点点和她的好朋友几年前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一个重大的、严肃的、要一辈子干到底的“事业”。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从医多年。她与几个医生朋友谈起人生最后的路，一致认为，“死得要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病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工业化”地死去。十几个爱说笑的人在一间简陋的老人公寓，宣告俱乐部成立了。
直到有一天，罗点点无意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这是一份美国有400万人正在使用的叫做“生前预嘱”的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刻，通过简单易懂的问答方式，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她自己就遭遇过“替人决定生死的事”。
当时，罗点点的婆婆因为糖尿病住院，翻身的时候突然被一口痰堵住，心跳呼吸骤停，医生第一时间用上了呼吸机，虽然心脏还在跳动，可是没有自主呼吸，而且完全丧失了神志。还要不要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维持老人的生命，让老人在这种生命毫无质量的状态下“活下去”，成了困扰整个大家庭的难题。
最后罗点点和家人一起作出了停用呼吸机的决定。后来，在整理老人遗物时，家人发现了老人夹在日记本里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她对在自己生命尽头时不进行过度抢救的要求。
但当时身为医生的罗点点仍然感到后怕。如果没有这张纸条，或者纸条写着另外的意思，那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件事不像猜谜语，不再让逝者生者两不安？
2006年，罗点点和她的朋友成立了“选择与尊严网站”，提倡“尊严死”，希望人们在意识清醒时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如今，网站累计有87万人次的流量。她们设计的LOGO是一棵美丽的七彩树，树下一片红叶正在随风飘落。画面温馨得让人感觉不到与“死亡”相关。
罗点点说，她要用余生在全国种这棵“七彩树”，传播“生前预嘱”理念。
■死亡就像一面镜子
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从医40年的刘端祺经手了至少2000例死亡，他认为罗点点她们做的事儿太重要了。这个跟肿瘤做了几十年斗争的年过六旬的大夫说，从大三学内科起，他就知道了医学有很多“黑箱”没有打开。
正如武警总医院肿瘤生物治疗科主任纪小龙说：医生永远是无奈的，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只剩下三成多是给医学和医生发挥作用的。可数据显示，人75%的医疗费用花在最后的治疗上。
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后的时刻，刘端祺听到了各种抱怨。有病人对他说：“现在我才琢磨过味儿，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连续剧，医生导演完每一集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
刘端祺感慨：唯科学主义的医学把人看成了某种疾病或某个发生故障的脏器的载体，这使得传统医学对鲜活生命的呵护异化成了“医生对疾病”、“医生对脏器”、“医生对数字”的“无人医学”。
对那种“生命不息，化疗不止”的观点，刘端祺一直持反对态度，可这种态度常常得不到许多同行的理解。在无数次会议中，刘端祺都发现在“技术至上”的同行中间，自己是少数派。有时候坐在他身旁的“技术狂人”，明知他是谁，也不搭理他。
■死亡有一万扇门，你在哪扇门前谢幕？
不久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毒理专家、医学博士陈作兵没有选择放疗化疗，而是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刘端祺曾和圈内人为此事在饭桌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到了快翻脸的地步。
在一家电视台的演播厅，罗点点成了举双手赞成陈作兵大夫的人，而另一派，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很多人发现，原来每个人都可能是“陈作兵或者陈作兵的父亲”，这可能是“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正如白岩松在节目开场白的发问：“死亡有一万扇门，你在哪扇门前谢幕？”
父亲走后，陈作兵的手机快被打爆了，其中不乏谩骂、质疑，但他坚持，如果还有一次机会，他还会这么做。
父亲在最后的日子，完成了在医院做不了的很多事——和亲友告别，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和乡亲聊天。他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他给孩子们包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还拍了一张又一张全家福。
这个有公费医疗却放弃治疗的老人平静地走了。正如老人生前说的：“你看这水，一点一滴流到小溪里面，流到金沙河里面，再到富春江、钱塘江，最后汇进东海，无声无息的，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啊！”
这种诗一样的语言，也常常出现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的课堂上。他念因癌症离世的美国人崔雅的诗歌，讲海德格尔的哲学“人是向死的存在”，他还把死亡说成是“生命的秋千荡完了”。他把自己的课叫“死亡课”、“优逝课”。只是，这样的课常有学生逃掉，但几乎没有人逃医学技术的“主课”。
■给别人让出空间，正如别人让给你一样
这样的挫败感，罗点点有太多了。
她去医院大厅种“七彩树”，希望传播“生前预嘱”。医院的负责人婉拒了：“我们这儿是救死扶伤的地儿，谁接受得了你们说死呀！”
也有医生说，你们的理念挺好的，可在中国很难推下去。
很多时候，不是医生，而是中国人“孝道的传统观念”这把最有力的手，把各种管子插入了病人的身体。
有的临终病人本人都不愿做最后抢救，但他的子女担心亲戚朋友说因为自己不让医生治，把老父亲给“弄死了”，硬把老人塞进了ICU的一堆机器中，眼巴巴地隔着玻璃流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