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味”的互助献血再次唤起了人们在这一政策制定之初就存在的忧虑：如何界定互助献血者的身份，这是否会给不法分子带来一个可钻的空子，从而导致“黑市”的存在。
在很多医生的印象中，这种让人忧虑的方式真正使用是在2009年临床用血出现紧张之后。在随后的7年里，事实证明当初人们的担心是对的。
“在我们医院，80％以上的互助献血都是血贩子在操作。”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
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骨髓移植病房，几乎所有的病患家属都跟血贩子打过交道。“孩子要输血，医生说血库缺血，开了单子让我们去互助。”2015年下半年，李峰带着女儿到这里接受治疗。当时，初来乍到的他还不明白互助献血的涵义。
如今，他已经能够相当老练地跟血贩子打交道。“只要一个电话，血贩子就会来取互助单。告诉他孩子的姓名、楼层和病床，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李峰还会热情地向新来的病友推荐靠谱的血贩子。
在李峰的手机里，存着六七个血贩子的电话，都只是几个简单的姓，虽然打了小半年交道，双方仍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和李峰女儿一个病房的一位家长则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把名片给《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上面大多印着“北京市互助献血中心”“爱心天使祝您早日康复”之类的字样；或者直接就是“互助献血”，下面附上一个联系号码；还有的甚至写着“敬请保留，以备后用”。
“我们病房里的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地区，在北京也没有亲戚朋友，到哪里去找人互助？只能去找血贩子。”李峰给《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算了笔账，“如果从家里叫人来献血，算上路费、吃喝用住，其实也不少花。”李峰也曾让亲属来献血，但是每次献血成功的几率都很低，“坐车很辛苦，来了可能水土不服。”
在这家医院，血贩子的出入相当有规律：一般早上10点钟以前会聚在门诊二楼开具亲属证明；11点钟左右则会到9楼的移植仓发名片，移植仓里的病人都是用血大户，11点是病人家属结群送饭的时刻；下午出现的时候则比较少。
也有买了数十次血却没有跟血贩子谋过面的人。在河北燕郊陆道培医院，王振明（化名）已经从血贩子那里买了三四十次血小板，却一直不清楚跟自己打交道的是谁。“我们通过微信联系，血来了就微信付款，也不用开互助单，他们手里有很多空白的单子。”
对于血贩子，王振明甚至有些感激。在来医院之前，他的父亲在山西老家住院。年前血库缺血严重，王振明的父亲一直输不上血，血小板掉到了正常人的十分之一。“我甚至托关系找了地方的领导，都没有调来血。”
住在同一医院的张永许则向《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展示了厚厚一沓费用单。从2015年12月16日至2016年2月25日的71天内，他的儿子共用了37个单位的血小板、14个单位的红细胞。“一个单位的血小板是500元、红细胞1200元，30万的血费，大部分给了血贩子。”
春节期间，血贩子还涨了价，血小板一个单位要1000元，红细胞一个单位则涨到2500元。“我们有什么办法，只能接受。”一位家长用手拍打着胸口，语气中满是酸楚。
“互助献血对无偿献血来说是饮鸩止渴。”互助献血刚开始，北京医院输血科主任、北京市输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主任宫济武就下了这样一个论断，“互助献血虽然表面上解决了血液紧张的问题，但是对于推进无偿献血事业来说是一剂毒药。”
武汉市在2011年8月给推行了两年的互助献血亮了黄灯，规定任何人要用血，只能等待血液中心和医院的调配。其中一个原因即是，他们发现，亲友互助献血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买卖献血证牟利的情况，有悖无偿献血的宗旨。
某血站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有些医生甚至为了减小手术压力让患者去互助。“比如说肝脏手术，医院血库只配给800ml血，医生会让患者再去找400ml血，称‘不然手术做不了’。”
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以下简称“血液中心”）曾对2009年到2012年的互助献血人群进行统计，他们惊讶地发现，互助献血人群的HIV感染率比同期无偿献血人群高一倍。“来互助的群体不稳定，且大多是无业游民。”因此，2014年以后，国家卫计委开始在全国血站推广核酸检测技术，以控制病毒的传播。
2015年，卫计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血液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加强互助献血管理，原则上仅在稀有血型和急救用血等情形下启动互助献血，不断降低互助献血率。此时，北京的互助献血比例刚由3.6％上升到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