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经过再三考虑、多方考量，我们感到这个‘烫手的山芋’必须碰、‘老大难’问题必须破。”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说，违建不拆，拖得越久，风险越大，付出的成本越高。困难再多、压力再大，也必须当仁不让，迎难而上，不能把难题留给后人。
起初，拆违的消息传来，无论基层干部，还是违建户主，大多不以为然：拆违年年有，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都不了了之。这一次，估计也是“老调重弹”。
事实出人意料。4月份，全市拆违动员大会召开，紧接着层层传达，部署紧锣密鼓。当人人手中拿到一封政府的公开信时，大家才意识到：拆违战役真的打响了！
最先感受到“兵临城下”的，还是党员干部。全市552个单位10.75万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和国企管理人员，首先接到通知，人人填表登记，人人自查违建。
“打铁还需自身硬。”长沙市对党员干部明令要求，凡是有违法建筑的单位和个人，要不讲条件、不讲客观、不讲特殊，实行“三带头”，即带头自行拆除，带头动员亲属拆除，带头遵章守纪。
一批基层党员干部，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川河社区干部黄昆放弃一年30多万元的租金收入，在烈日下带头拆掉自家1000多平方米的违建；东山社区党员周志伟，在街道内第一个带头丈量，带头拆掉自家近4000平方米的违建；东湖村65岁的老村委会主任柳洪奇，义无反顾地拆掉女儿建的300平方米违建，尽管女婿面临失业，失去固定收入来源……
11月20日，潭阳洲，站在一堆废墟前，村民谭珍明告诉记者，就在两天前，自家1000多平方米违建倒地，一个月1万多元租金也随之打了水漂。问起为什么愿意拆，老谭手一指，虽脸带笑意，但语气中带有些许怨气：“问他！”
手指的正是记者身边的村支部书记谭阳春，也是老谭的侄子。谭阳春双手一摊，告诉记者，此前二叔顽固得很，自己和他在街道上班的儿媳妇，反复做工作，才打开二叔的心结。
“他一个人当了村支书，一家人跟着他先进。”旁边的二婶打趣了一句。
像这样严字当头、带头自拆的党员干部，还有很多。群众眼里看着“平衡”、心里感到“服气”，一些抵触情绪转化了，有些“钉子户”被感化了，拆违行动也打开了突破口。
拆违“无情”，怎样实现“有情”操作？这是长沙拆违干部遇到的又一道考题。
雨花区群工办年轻干部熊灿，今年9月被派往黎托家具城，督促违建区域内的经营户搬离。多年来，他在机关写材料，一线拆违是“赶鸭子上架头一回”。熊灿自嘲说，当时一边是政府确定的搬离时间红线，一边是经营户要求延长时间洗货，将损失最小化，感觉自己成了“夹心饼干”。
怎么办？熊灿和其他3位“小伙伴”干脆干起了促销员的活。给家具拍照、编写推介信息……发至自己的所有QQ群、朋友圈。随着诸如“号外，黎托家具城家具白菜价”此类的信息，被成千上万人热转，一批批客户慕名而来，市场变得火爆起来。10天的销量比一个季度还多，商户们高兴不已。
“他们慢慢地和我们走近了，从一开始的不理不睬、恶言相向，到进得了门、坐到一起，喝上了茶。”熊灿说，商户慢慢地成了朋友，开始理解支持我们，自然而然签约如期搬离。
肖志杰同样被搬迁的企业老板视作自己人，称为“娘家人”。在他的牵线搭桥之下，18家企业顺利搬入湖南浏阳、宁乡、汨罗等工业园。他还组织局里专家上门服务，从车间数量、空间布局、功能设计到生产工艺等环节，提供专业意见，确保企业以最快的速度，拿到生产许可证。
对于违建户的生活困难，拆违一线干部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付诸行动。据统计，全市在拆违控违行动中，共帮助解决违建困难户就业1209户、小孩入学953户、住房困难940户、生活保障4318户。
从抵触到感触
“大部分群众不是不愿拆，主要担心自己遭受双重标准和不公平待遇”
“我们组那个黄局长，就是你们区里的干部。他家有好几千平方米的违建厂房，他们是什么标准，我们就要什么标准。”违建户主对上门做工作的工作队员如是说。
村民说的“黄局长”，正是雨花区国土分局副局长黄宏。几天后，黄宏家的违建厂房率先倒地，并签订补助协议，绝不多拿一分钱。亲眼见证这一过程后，当地村民对拆违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
“大部分群众不是不愿拆，主要担心自己遭受双重标准和不公平待遇，因此刚开始大多相互观望。”雨花区副区长、黎托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明玖说。
事实证明，村民类似的担忧有点多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