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更常见的是售货员和验光师身兼一职，“免费验光”与“立等可取”成为引人招牌。至于验光师有无资质，技术怎样，无从知晓。有销售性质的验光师无法确保验光结果的准确性，而缺乏验光常识的顾客觉得几分钟完成验光也并无不妥。
但是，近视或者老花，远不是简单立等可取一副眼镜的事。
秦英瑞曾接待过一个小伙子，刚从某不正规眼镜店配了200度的近视镜不到四天，回来找他。“刚配上效果挺好，现在戴着咋感觉走路晕了呢？”秦英瑞一查，眼 皮鼓鼓的，顶着个包，很明显的散粒肿。再一问，刚配镜时这包比现在还厉害。秦英瑞让他先去眼科治散粒肿。消退后再重新验光，根本无需配镜了。
原来，起初散粒肿把眼球压扁了，轴距拉长，形成了假近视。验光师单纯配镜没有做检查，根据当时的情况定了度数。事实上，散粒肿消退后，视力会恢复，应再及时根据情况调整配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验光师其实应该是半个眼科医生。”秦英瑞如此定位。
此外，验光的流程也并不简单快速。标准流程下，验光师需要至少40分钟才能给出一项科学合理的配镜处方。完整的流程基本有四个步骤：了解年龄、用眼习惯、 视力情况等基本信息;查看角膜、晶体等有无病变;屈光能力测量;根据初步验光结果试戴并调整度数。作为资深验光配镜师，秦英瑞个人总结的验光配镜流程甚至 细化到21个步骤。
这绝非轻松的几分钟立等可取就能搞定。青少年配镜需先散瞳，老人的花镜也绝不简单是买个批量生产适配度数。一个保守的解决方法是，找眼科医生检查视力状况，再到正规眼镜店验光配镜，避免视力状况快速恶化。
国家出手救近视，新加坡率先做示范
无论是无法阻挡的老视，还是急剧发展的近视，当看不清问题已成为国民通病，解决更需社会多方协力。李玲教授认为，应从“整体的视觉健康”理念出发，从决策、规划、操作、配套等方面推动视觉健康公共政策制定的转变。
在此方面，新加坡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21世纪初，新加坡7岁儿童的近视率超过20%，超过70%的大学生需要佩戴眼镜。同国内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加坡对近视的重视程度不高，甚至认为戴眼镜与学习刻苦等同相连。
严峻形势下，新加坡做出了果断转变。为此建立了一个关于近视的多部门委员会，预防和控制的同时，规划相关研究。
2001年，新加坡开始在各学校中开展“视力保健项目”，为青少年开展视力普查健康教育、建立近视档案，并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学校视力监测获 得科学证据;严格监管没有显著疗效的商业近视仪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课外活动等。需要强调的是，户外活动作为青少年近视预防的主要项目，同时也是控制肥胖 的主要措施。
十年后，控制效果出现了惊人转变。2011年，新加坡卫生部长基于六年的调查数据宣布，青少年近视率下降了5%，这是新加坡建国以来儿童近视率首次下降。
“国际经验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好得借鉴参考。”李玲教授表示，国民视觉健康，已不再是治盲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得更清楚更舒适。在决策层面上，建立国民视觉 健康决策体系，以解决谁为国民视觉健康负责、从哪些方面来负责、为谁负责、循证决策。在规划层面，以实现整体的视觉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在操作层面，将视觉健康保障与医疗卫生政策衔接。在配套落实层面，建立配套机制确保国民视觉健康服务。（健康时报记者 井 超 吴雨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