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童年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1968年十六岁时，王小波在云南兵团劳动，并开始尝试写作。1982年开始写作历经十年才完成面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1991年，小说《黄金时代》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并在台湾出版发行。王小波进入了他文学创作的高潮期，之后陆续出版多部小说。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终年四十五岁。
发生过的事有无比的魅力。——《黄金时代》
我身上带有很多伟大友谊，要送给一切人。——《黄金时代》
当时无所谓时髦，无所谓风流，大家也都没有什么财产。没有流行音乐，没有电影可看，在百无聊赖之中，每个人都想找别人的麻烦。——《革命时期的爱情》
外表呆头呆脑，好像十分朴实，而内心多愁善感，悲观厌世——这些就是我的本性。——《革命时期的爱情》
既然我醒着，就不用把我叫醒了。——《白银时代》
后现代的健康主义 文/醉鱼
纸醉金迷，灯红酒绿，面对着如此之多损害现代人健康的诱惑，该如何坚守健康的防线？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坚守？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的健康主义。(引言)
左手健康 右手财富(中标题)
“超过劳动强度而致死——在非生理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正常工作规律和生活规律遭到破坏，体内疲劳蓄积并向过劳状态转移，使血压升高、动脉硬化加剧，进而出现致命的状态”。这是“过劳死”最简单的解释，尽管有不少医学专业术语，但相信还是很容易被读者理解。尤其是，它做为一个被人们谈论极多的流行热门话题。
在一个鼓励奉献的年代，忙于工作，以致把身体累坏的人绝对是一个值得大家推崇的榜样。人们不知不觉已经把“劳累过度”当作是一种荣誉而争相抢夺。很明显，工作累直接和光荣划上了等号。
翻开“过劳死”的群体目录中，一条规律是，这些群体均以知识分子、企业负责人、演艺明星等为主：
焦连伟，男，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于某天清晨突然发病去世，终年36岁。同事认为，这与他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压力过大有关。
高文焕，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因患肺腺癌不治去世，终年46岁。医生诊断认为，繁重的工作压力使他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何勇，年仅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导，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与世长辞。学校同事公认的死亡原因是过度劳累。
高秀敏，东北著名笑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时仅仅46岁。
孙德棣，网易代理首席执行官，因劳累导致癌症，去世时年仅38岁……
众多活生生的例子都无不告诫着我们健康的重要性，为工作疯狂的“拼命三郎”们也随时都将面临着“过劳死”的威胁。但是，现在似乎依然没有一个“当局者”能够“意识到这一切”。如果说，这些人的英年早逝是为工作所迫，为完成单位分派的任务或个人的创业长期劳累的话，那么谁又该对此负责呢？单位，个人，还是社会？
显然，社会的竞争，自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须。没有了竞争，也自然会失去前进的动力。但，人类如此竞争究竟为了什么？归根结底，其实还是为了人类自身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文明，为人类享用，为人类自身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
不过，今天，我们如此超负荷的工作是为了什么？自己的劳动成果得不到享受便悄然离世，这样一来，还有谁能为你自己反思竞争发展的目的。如果我们的创造却连我们自身也无法受用，那创造又为了什么？创造意义又何在？
社会发展肯定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与代价，“过劳死”显然是社会竞争的最大牺牲品。但“过劳死”却不该成为我们社会发展所必须的环节，这样的人类悲剧，必须加以避免。我们决不需要为个人的发展和财富的累积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财富给我们带来的理应是幸福和快乐，而不是为了追求它而遭遇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