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童年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1968年十六岁时,王小波在云南兵团劳动,并开始尝试写作。1982年开始写作历经十年才完成面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1991年,小说《黄金时代》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并在台湾出版发行。王小波进入了他文学创作的高潮期,之后陆续出版多部小说。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终年四十五岁。
发生过的事有无比的魅力。——《黄金时代》
我身上带有很多伟大友谊,要送给一切人。——《黄金时代》
当时无所谓时髦,无所谓风流,大家也都没有什么财产。没有流行音乐,没有电影可看,在百无聊赖之中,每个人都想找别人的麻烦。——《革命时期的爱情》
外表呆头呆脑,好像十分朴实,而内心多愁善感,悲观厌世——这些就是我的本性。——《革命时期的爱情》
既然我醒着,就不用把我叫醒了。——《白银时代》
后现代的健康主义 文/醉鱼
纸醉金迷,灯红酒绿,面对着如此之多损害现代人健康的诱惑,该如何坚守健康的防线?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坚守?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的健康主义。(引言)
左手健康 右手财富(中标题)
“超过劳动强度而致死——在非生理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正常工作规律和生活规律遭到破坏,体内疲劳蓄积并向过劳状态转移,使血压升高、动脉硬化加剧,进而出现致命的状态”。这是“过劳死”最简单的解释,尽管有不少医学专业术语,但相信还是很容易被读者理解。尤其是,它做为一个被人们谈论极多的流行热门话题。
在一个鼓励奉献的年代,忙于工作,以致把身体累坏的人绝对是一个值得大家推崇的榜样。人们不知不觉已经把“劳累过度”当作是一种荣誉而争相抢夺。很明显,工作累直接和光荣划上了等号。
翻开“过劳死”的群体目录中,一条规律是,这些群体均以知识分子、企业负责人、演艺明星等为主:
焦连伟,男,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于某天清晨突然发病去世,终年36岁。同事认为,这与他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压力过大有关。
高文焕,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因患肺腺癌不治去世,终年46岁。医生诊断认为,繁重的工作压力使他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何勇,年仅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导,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与世长辞。学校同事公认的死亡原因是过度劳累。
高秀敏,东北著名笑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时仅仅46岁。
孙德棣,网易代理首席执行官,因劳累导致癌症,去世时年仅38岁……
众多活生生的例子都无不告诫着我们健康的重要性,为工作疯狂的“拼命三郎”们也随时都将面临着“过劳死”的威胁。但是,现在似乎依然没有一个“当局者”能够“意识到这一切”。如果说,这些人的英年早逝是为工作所迫,为完成单位分派的任务或个人的创业长期劳累的话,那么谁又该对此负责呢?单位,个人,还是社会?
显然,社会的竞争,自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须。没有了竞争,也自然会失去前进的动力。但,人类如此竞争究竟为了什么?归根结底,其实还是为了人类自身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文明,为人类享用,为人类自身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
不过,今天,我们如此超负荷的工作是为了什么?自己的劳动成果得不到享受便悄然离世,这样一来,还有谁能为你自己反思竞争发展的目的。如果我们的创造却连我们自身也无法受用,那创造又为了什么?创造意义又何在?
社会发展肯定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与代价,“过劳死”显然是社会竞争的最大牺牲品。但“过劳死”却不该成为我们社会发展所必须的环节,这样的人类悲剧,必须加以避免。我们决不需要为个人的发展和财富的累积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财富给我们带来的理应是幸福和快乐,而不是为了追求它而遭遇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