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辞职”舆论看法趋于理性 有进有出更健康

　　近日，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吴奇凌辞职消息发出后，再次引发“公务员辞职”舆论热议。作为一名80后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县领导，2011年，吴奇凌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书记任上远赴贵州挂职，有多个领导岗位的锻炼经历。吴奇凌的辞职报告显示，辞职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去尽孝，二是去充电。辞职后干什么?吴奇凌透露，目前他在湖北卓尔控股负责有关融资方面的工作，同时担任卓尔文旅集团总裁。

　　近几年，媒体上关于公务员辞职的报道越来越多，其中，一些中央机关和地方官员纷纷进入企业工作，或是选择创业等等。

　　九派新闻通过梳理媒体报道发现，舆论对于该事件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维度：中国社会目前是否真的出现了官员“辞职潮”?这些陆续辞职或者下海的官员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离开体制后去了哪里?大众如何看待公务员辞职现象?

　　辞职公务员增多 “辞职潮”是否到来仍存在分歧

　　扔掉铁饭碗，走到体制外。官员辞职似乎正由个例变得高密度起来。

　　尽管每一次官员辞职的消息都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九派新闻不完全梳理发现，2015年在辞职官员中至少有7人为厅官级别。

　　9月6日下午，济宁市广播电视台发布信息称，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正式辞去市长职务，成为今年山东省辞职的第二位厅级官员。梅永红前往深圳，加入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6月3日，山东菏泽市人大常委会发公告称，接受张毓华辞去菏泽市副市长职务的请求。6月14日，媒体报道张毓华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

　　今年以来，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7月，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外办官网上“消失”。有媒体报道，陈凯的去向或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7月，原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离职，其后，他在微博上表示已加入乐视公司。3月19日，原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有报道称，他离职后赴海外留学。

　　去年，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显示，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跨行业跳槽人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4%，这不得不让人想到1992年和2003年的公务员辞职潮。那么，新一轮的辞职潮是否到来?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专家表示，与1992年及2002年前后的两波官员“下海”潮相比，目前的情况尚不能称为“潮”。毕竟，相较于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公务员辞职案例仍不多见。

　　去年7月，《瞭望新闻周刊》刊文，自2014年以来，辞职公务员数量有所增加，但未到大规模成“潮”的程度。个别地区、个别单位确实出现部分公务员辞职现象，但基本属于正常人员流动范畴。

　　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舆论仍存在分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辞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官员的选择。

　　公务员为何辞职?离开体制后去哪儿?

　　对很多人来说，公务员这个职业是令人羡慕的铁饭碗，虽不能大富大贵，却体面稳定。那么，这些扔掉了铁饭碗的官员，在放弃稳定的生活后选择去了哪里?

　　从总体上来看，“转战”商场是官员离开体制后的首选。据“上海观察”报道，官员们选择“从商”后，所从事的行业分布广阔，既有从事汽车、空调、酿酒等实体经济，也有从事金融业、互联网等虚拟经济。虽然行业各异，但多与他们从政时分管的工作有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现象也比较好理解：脱去主管官员的身份，仍然在相对熟悉的行业和领域工作，能够最大程度实现官员个人的知识、专业技能和人脉的有效运用。

　　此外，还有部分业务骨干，技高人胆大，像法官、检察官，利用专业知识到相关中介机构任职。

　　那么，公务员们为何辞职呢?

　　根据《南风窗》2015年25期杂志刊文，自2013年以来，中共中央实行了严格的八项规定和一系列“节礼禁令”等措施，随着待遇相对“缩水”、纪律愈加严格、反腐威慑力度加大等，使得公务员的职业吸引力有所下降。有不少声音认为，这是最近两三年来出现众多官员辞职的主要原因。

　　但分析可见，虽然这一社会性的背景非常重要，但在价值选择已经相当多元化的社会里，官员辞职的原因其实也相当多元，既有一定的延续性，又有特定时间段的具体原因。

　　除了一时的社会背景，选择辞职下海的官员基本可以分为“现实利益型”和“理想驱动型”。

　　虽然住房、养老、医疗等福利较多，但与许多外人想像中不同，除了个别有机会拿到大量灰色收入以外，大多数公务员生活其实相当清苦，工作内容也很繁杂，上升空间有限。当下严整吏治的客观环境，官员隐性福利的减少以及权力滥用成本的增加，更是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而个人理想型的，更多追求的是工作环境更自由，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如果在机关做到退休，自己的一生能干些什么?这是不少理想主义型官员人到中年的“天问”，也是选择辞职的重要原因。

　　“公务员辞职”舆论看法趋于理性

　　每有官员主动辞职，都会引起各类媒体和群众的一片扼腕叹息，叹息分贝与辞职官员的级别成正比。

　　九派新闻梳理发现，从去年开始，媒体对于“公务员辞职”的舆论风向趋于理性。普通受众对此类事件的“一面倒”态度转变为辩证的立场态度。总体舆论走势常态化。

　　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认为，在国外，公务员队伍有1%-2%甚至5%的辞职率，都是很正常的，没必要大惊小怪，“以后辞职的官员估计还会出现不少，这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经济繁荣的表现。有进有出，这样的公务员队伍才更健康。”他认为，国家应该尽快改革公务员的薪酬体系，让公务员的工资体现差异性，提高竞争力，以适应社会的整体薪酬水平。”

　　《中国青年报》多次发表评论称，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在弥合官场与社会的距离，更重要的是，社会提供了更多的行业和就业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公务人员的辞职，就会显得不那么惹眼，这也使今天的公务人员辞职与前几次公务人员“下海潮”具有本质不同。

　　当社会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以供选择时，人的自由度就提高了，权力场对人性的扭曲相应减轻，社会的价值评判会趋于正常。

　　在流动的社会海洋中，没有哪一个行业是孤岛，公务员也一样。从大的方面讲，如果公务员队伍只进不出，那一定是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现在出现公务员辞职，只是一种恢复性回归。